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一直写到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之为春秋时期。有人说，之所以叫“春秋”，是因为孔子写了本名为《春秋》的书。
现在我们说的春秋时期，的确与孔子的《春秋》有很大的关系。从时间段的确定，以及对春秋这段历史的评述，都与《春秋》有所关联。不过，这并未指明“春秋”一名与当时人们观念变化之间的关系。
要知道，春、夏、秋、冬在夏商周三代是天时的观念。四时的运行和变化，对古人来说，体现着上天(上帝)的意志，那是极其神圣的。而历史是记人事的，在三代一般称为“史”“书”“典”，但不可能称为“春秋”。“春秋”是天时、天条，怎么可以与人事混为一谈呢?
“三句话”
西周王朝灭亡后，天道观衰微，人道观普遍得到提升。老子不提天道而只提“道”，实际上他讲的“道”就是人道。孔丘也强调，“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郑子产更是公然对天道观叫板，他的名言“天道远，人道迩”，公然说天道没什么了不起的，它与人们的生活离得远着呐!
正是在这种观念大转变的情况下，人们把反映天时的“春秋”嫁接到人事上，还美其名为“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在此大背景下，我以为，春秋时期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和解析：
第一句话：春秋是大战乱时期。
春秋初诸侯国140余国，到孔子周游列国时“面70余君”，说明那时至少还有70多个国家，而到了春秋结束时只有14、15国了。200多年间，见于史乘的大小战争有483次。不过，有人细细统计说不止这个数字，而是大约有1000次。孟子说的“春秋无义战”，基本上是对的。
当时的春秋就是这样一个大乱局，战乱让数百万无辜百姓丧生。根据各方面资料的综合核算，夏禹初(前21世纪)的人口是1355万，治水成功后应有所增长，当在1500万人上下。到周成王时(前11世纪)为1371万人，周庄王时(前7世纪)只有1184万人了。由此可以推断，在三百年的战乱中至少有上百万人死于战乱。
第二句话：春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
这句话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加以说明。
一是世界的维度，这一时段在世界上被称为“轴心时代”。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是“奠定人性精神基础”的时代。东西方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东方有孔子、老子等，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
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维度。五千年文明史，发展到公元前五世纪时，刚巧走了两千五百年，钱穆先生称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半程期”。他在《孔子传》开头有一段话：“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复又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这叫继往开来。
三是春秋时期本身的维度，即春秋时期本身就体现了承上启下的精神。从战乱不断到“弥兵”，从政界混乱到季文子的“相三君而无私积”，从普遍的无所作为到叔孙氏“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观念的提出，都说明春秋后期正在从消极走向积极。
第三句话：春秋是思想解放、朝气勃勃的时期。
春秋时期的一个极为重大的文化现象是，“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和“学术下移”局面的形成。“学术下移”促成了“士”阶层的形成。士就是读书人，《荀子·儒效》称“彼学者，行之曰士也”。学术一旦走向民间，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力量和生机，而“春秋四圣”正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产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