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美国当代艺术的观念化，还是要追溯到欧洲20世纪前期的现代主义，其主流是形式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到以及在英国出现的波普艺术，很快在美国兴起和壮大，并与抽象表现主义共同发展。艺术邻域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观念为主，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每个流派都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和内涵的探索，开拓了艺术的视觉表现新空间。其中的积极成果丰富了人们的审美经验。在国际的当代化过程中，都出现与自身社会发展特征相关的、具有自己文化内涵的当代艺术，在内容上反映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艺术形式上体现了当代精神。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鲜明的文化上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当代探索性绘画赖以生存的主要途径是走观念之路，否则便会茫然不知所终。但是，观念绘画早已不再新鲜，最近十年的情况是：观念绘画一方面沿着抽象、极少、波普的路子继续前行，另一方面则沿着后现代以来的具象路子行走，二者经常交汇，模糊了具象与非具象的界限，虽催生出一些新品种，但没有出现划时代的艺术变革。观念艺术与往日艺术的本质区别，是注重思想而相对轻视技巧。所谓思想，既是思考的内容，也指思维方式。在上世纪末的后现代时期，纽约最著名的观念画家马克·坦西便以理性的具象绘画著称，其思考内容是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其思维方式和绘画方式是解构与反讽。

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他继续了自己的艺术方式，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于是，理性绘画的教主地位便由新起的纽约画家约翰·柯林（John Currin,1962-）取代。柯林也以具象绘画著称，但他的思考内容转向了艺术史和当代社会文化，其思维方式和绘画方式是用貌似古典技法去戏仿欧洲古代大师的绘画，却反讽当代生活。这样的多重指涉，打乱了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貌似循规蹈矩的画法，而达到了解构和颠覆的目的。柯林在上世纪末引起纽约艺术界的关注，21世纪初在西方世界变得大红大紫。表现性绘画：这类绘画也是具象的，但却较少诉诸理性而较多诉诸感性，尤其注重传统的绘画性。生于英国伦敦现居美国纽约的女画家西西丽·布朗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其作品在材料、构图、设色、用笔等方面都追随20世纪前期的表现主义和20世纪后期的新表现主义，但却以露骨的色情内容而具有美国式前卫的大胆和开放，同时又以漂亮而激越的视觉效果获得了市场的成功。

纽约另一位女画家伊丽莎白·佩顿，相比之下就显得沉着冷静一些，她仿效表现主义的用笔用色去进行玄学式冥想，其作品主要是历史和当代文艺界名人的肖像，以及家人与亲朋好友的肖像。在历史的永恒性、名人的公众性、身边亲友的私密性之间，佩顿关注历史和哲学的容量，这是其绘画的观念特征。

生于英国伦敦现居美国纽约的纯抽象绘画女画家萨娜·莫里斯，其作品具有“光效应”绘画的特征，而观念性却在于探索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城市空间和空间结构的问题，她因此而得以超越现代绘画的形式主义，并将形式与观念贯通起来。与此相似，生于巴西现居纽约的半抽象画家威克·穆尼兹也在视觉结构中追求观念性，他用现成品和绘画颜料来绘制拼贴作品，并影射古代和当代大师。穆尼兹讲究视觉效果，远观其大型绘画，像是复制的文艺复兴人物或印象派风景，或像是用马赛克方式重画的里希特作品，追求摄影的眩晕感，但近距离观看，却发现这些画都是用染色垃圾拼贴而成。这样的绘制方法，可以看成是抽象与波普的贯通。名声显赫波普绘画的画家则是纽约黑人女画家卡娜·瓦尔克。她在美术馆展厅的巨大墙面上用幻灯投射的剪影效果，讲述黑人的故事，将通俗艺术与视觉叙事联系起来，开发了独到的艺术语言，而其观念性则在于重述历史，涉及画家对个人、家庭、族群、国家之历史关系的探讨。

当代波普与半个世纪前流行的波普大不一样，纽约画家理查德·菲利普斯采用类似于照相写实的商业笔法，来处理通俗文化和社会题材。他笔下的裸女，分明是自以为是的傻女人，就像中国的芙蓉姐姐，却美其名曰“少先队员”，暗示为圣母。这种露骨的色情与尖刻的嘲讽，以一本正经的外观，既满足了观念艺术的要求，又迎合了大众和市场的口味，这是今日绘画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美国的后殖民主义也有相似的发展脉络，其理论宣言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这是指西方人用西方的眼光、从西方的角度去看东方，结果，西方人所描述和再现的东方，并非实际的东方，而是西方眼中的东方，而且是作为“他者”的东方。赛义德语境里的“东方”，指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而不是远东的亚洲太平洋沿岸国家。

不过，后殖民语境里的“东方”，基本上可以引申到任何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盖因后殖民主义的主张，是要解构西方眼中的东方，从而恢复或回到原本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