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副市长吃下9个县的财政收入总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累积。在这个过程中，当初各级监督机构为何没能及时发现制止？
昨天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山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儒林披露，经查实，山西省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6.44亿元，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
王儒林没有具体点名此公名讳、所属地区，但仅就目前已知的信息而言，这一案例暴露出来的问题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其一，这一事件表明，至少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之前，山西的政商关系已经扭曲到了何种不堪的地步。不仅有两相情愿的利益输送，更有权力高压下的肆意盘剥；不仅会笑纳送上门的贿金，更有变本加厉地索要房产、干股。
该副市长如此疯狂，传递给业界乃至社会的信号，必然是当地政商秩序的整体性溃败。在这样一种营商环境下，不要说企业家不可能正当经营，甚至连基本的“江湖规则”也荡然无存。剩下来的，只能是吃干榨尽。官员疯狂勒索企业，企业疯狂掠夺资源。到头来，则是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双重崩塌。
其二，这一事件还表明，事发当地对于权力的相关约束性机制可能早已不存。一个副市长吃下9个县的财政收入总和，总归不是一口吞下，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累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当初各级监督机构为何没能及时发现、及时制止？
这其中，政商土壤呈现出来的板结状态固然是一个原因，即政商双方只要能够在利益上取得一致，各取所需，则贪腐行为必然会很隐秘。但是，也不排除类似行为在当地已司空见惯，进而出现监管的制度性失灵。
事实上，这也是山西为何会出现“塌方式腐败”的深层社会原因。权力一旦被绑上了利益的战车，不是为非法商业利益站台，就是竭尽所能，获取最大化的腐败红利，甚至不惜杀鸡取卵。比如，那个副市长投资挖矿，若不给钱，挖不成也走不了。最后只好乖乖交上亿元巨资，才灰溜溜出局。
据报道，走过早前粗放发展的山西，目前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这样的局面既有宏观经济的波及影响，却也与此前扭曲的政商关系有着很大的关联。一个良性的营商环境，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边界的社会，权力与资本都能恪守边界，官员与企业家都能依法行事，而社会也会因此出现内生性的活力。不然，必然是贪腐肆虐，百业凋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