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然而，在性规范上盛行男女双重标准的男权制社会中，这个问题总是晦暗不清，维权道路两败俱伤。当很多人因为性骚扰而在花样年华遭受最大“暴击”时，却还有“穿得骚所以引来扰”这样的逻辑横行。这个社会对于性骚扰的态度，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最正义和光明的一面，也照出最阴暗和猥琐的一面。若有一天，对性骚扰的态度能成为文明社会的写照，那一定是我们不再漠视恶、消费恶、宽恕恶的时候。

性骚扰背后的“恶欲”

性骚扰在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后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也深刻影响了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是，法律条款界定抽象、执法流程不完善、惩罚机制缺乏，往往造成性骚扰没人管或管不到位的情况。加上保密措施不到位、社会道德审判扩大化，很多维权行为最终两败俱伤，施害者与受害者所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

性骚扰有多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169名女性进行案例研究。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142人(84.02%)表示曾不同形式地遭受过性骚扰;107人(63.31%)表示遭受过2次以上的性骚扰;152人(89.97%)表示，知道周围有其他人受到过性骚扰。

而这份20多年前的研究结论在今天看来依然适用：公共场所是女性最易于也最广泛遭受性骚扰的场所，工作地点性骚扰在日渐突出，“三资”和私营、个体企业中性骚扰问题凸现;口头性骚扰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粗言秽语公然横行于市。

20多年来，社会在进步，性骚扰的方式和程度却也在“进步”。今天的性骚扰不再只是流氓分子在阴暗角落里的偷偷摸摸，而有愈加公开和大胆的倾向。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过所谓“顶族”群：他们看上去和常人一样，出没在人潮拥挤的地铁、公交、商场等公共场所，通过故意“接触”女性来获得满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在QQ群、贴吧等社交平台中，经常展示“成果”、交流“心得”。

难以想象，性骚扰究竟满足了这些人怎样的恶欲。说其为“恶”，因为这是典型的将自己的快乐强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是典型的权力关系中强者对弱者的欺凌。

众多有关性骚扰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权力关系中的脆弱性使女性更易受到性骚扰的伤害。性骚扰以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使男性支配的现实得以维持和复制。说白了，就是当男性感到权力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就会用“性骚扰”来反击，从弱者的服从和隐忍中获得补偿和满足。

说或不说都憋屈

为什么在面对性骚扰的时候，受害者会选择服从和隐忍?答案远比预想的要惨烈和悲伤。

不敢说——“与其在遭受性骚扰后维权，更担心被指责为一个卖骚的荡妇。”正如一位受害者说的那样，这是很多女性所抱有的心态。尽管她们知道这种认知是几千年男权制社会的毒瘤，但没有人敢拿自己一生的名誉来冒险。

所以，为什么说做女人不容易：既要追求社会期待的性感和美丽形象，又要遵守公共场所中的潜在规则和通行“常识”。时时审查、处处忍耐，不断拿捏“迷人”和“放荡”的界限。若是一不小心“越了界”“发了骚”，那么遭受性骚扰也就成了咎由自取。

抓住这样的痛点，性骚扰在职场上可谓“顺风顺水”。基于权力支配关系的性骚扰，让很多为求向上流动并获得权力机会的女性忍气吞声。“拒绝之后的‘穿小鞋’和打击迫害，才是最可怕。”“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也害怕名誉受损。这种事情怎么解释呢?即使你能解释清楚，别人未必会理解，说出来就意味着不可能再被身边的人尊重了。”

不会说——中国女性大多没有接受过说“不”的训练。以“公交车猥亵”为例，“不知道当身体权被侵犯后第一时间该怎么做，第一反应都是懵了，然后涌出来的羞耻感压制了反抗。”一位受害者这样说。

然而，“鸵鸟心态”并不能抵消所受的伤害。性骚扰犹如花样年华里的最大暴击，心底里留下来的是一辈子无法抹去的阴影。“我印象里第一次受伤是在5、6岁的时候，在妈妈的裁缝店里，有个男的坐在我旁边，当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反抗。”受害者苏女士说，“后来是单位同事，有时候口头或微信上说一些露骨的话，我以为是开玩笑的也没有在意，直到后来他有了实质行动，我才如梦初醒，应该一开始就表明态度和界限。”

说了没用——“没有确凿证据，没有最早的时机，一切都是扯淡。受害者的心理压力很大，而且报警也不一定可以判刑。”这是受害者在网络上寻求帮助时常常收到的答案。

现状不必继续成为现状的可能

力量微薄，只能自愈。向风道出真相，前路依然漫长。性骚扰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丑恶、猥琐和懦弱，也应该照出更多光明、正义和勇气。至少，我们不该视而不见，不能轻易宽恕。

比如，把说“不”列入未成年人必修课，从小建立对身体权不受侵犯的意识，树立不怕不忍不羞愧的价值观。建立特殊单位的社会保密申诉机制。让尚不构成违法但危害性很大的行为有所制约，不会因为放任而演变成更厉害的侵害。

在相关法律对禁止性骚扰做出“概括性规定”的同时，还需要民法、劳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各部法律加以配合。或者在立法上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者通过司法实践更新观念，使性骚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从个体的侵权行为、单位的劳动关系，还是从公法秩序的层面上都不被漠视。这样，原则规定才具有可操作性，成为活的法律。

说到面对性骚扰的态度，不得不提一下深圳。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地方性专门立法，将防止职场性骚扰作为性别平等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也对救济途径和法律责任做了具体规定。“世上好看的小裙子，你尽管去穿!地铁上的色狼，我们来抓!”深圳警察叔叔的态度，值得点赞。

今天舆论对性骚扰的热度，让我想起韩国电影《熔炉》。这部片子上映的时候，有舆论认为这是制片方在“消费绝望”，毕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并不等于真实。在看到有关性骚扰的实名或匿名举报时，也有大把的人抱着消费痛苦和绝望的心态，甚至有人以性骚扰为利器来戕害他人。

因为一种恶而放任另一种恶，这显然不是合理的社会准则。正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说，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信念：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受到最小的压抑的社会，是其中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快乐和自我实现的社会。（作者 俞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