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因为情感问题，16岁的周岩被同学陶汝坤当头浇下打火机油后点燃，头部、面部、颈部、胸部严重烧伤，烧伤面积超过30%，一只耳朵也烧没了。陶汝坤的父母在合肥市政府部门工作。“花季少女被官二代同学毁容”是当年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近五年过去，周岩仍没拿到赔偿款。去年5月，法院判决陶汝坤的父母赔偿172万元。陶家上诉，认为周岩目前的治疗是不需要的，“属于过度医疗”；而周岩认为，她的治疗远未结束，“光一个耳朵的手术费都要几十万”，172万远远不够。
当年陶汝坤将女同学周岩严重烧伤，构成重伤害。“先刑后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周岩的权利救济途径。2012年5月10日，陶汝坤因故意伤害罪成立被判有期徒刑12年零1个月；在刑事审判阶段，法院即曾主持民事赔偿调解，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2014年7月，周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去年5月，法院判决陶家赔偿172万元，随后陶家提起上诉。而按照最高法《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5款：“审理对民事判决的上诉案件，审理期限为三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那么至迟到去年11月左右，也该民事诉讼二审完结，怎么到现在官司居然尚未判决，赔偿仍是未知数呢？这究竟是什么审判效率？到底是怎么执行上述规定的呢？
2015年，财政部、最高法等六机构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而此前亦有部分省市进行先期试点。但刑事案件被害人获得司法救助金，也有一个前提，即无法通过诉讼途径获得赔偿；目前看来，周岩多半会与司法救助金无缘。而且，司法救助金也只是救急，数额有限，最高为当地36个月的平均工资，肯定难敷周岩的治疗之需。所以，“冤有头债有主”，周岩要获得完善的权利救济，除了被告人被绳之以法，锒铛入狱，仍需被告人一方给付相应的民事赔偿。
可是，在司法实践中，所常见的却是两种极端情形。其一种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阶段，被告人一方通过积极赔偿，谋求被害人一方谅解，进而争取“宽严相济”之下的被告人被相对轻判；而另一种则是：一旦刑事诉讼完结，被告人已被判刑，被害人一方再想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足额的相应赔偿，就难上加难，甚至在民事诉讼二审判决生效之后，也可能遭遇执行难的问题。
不能再让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了。“毁容五年赔偿无着”，让刑事案件被害人周岩处于前不着民事赔偿，后不着司法救助金的尴尬境地，这样只会销蚀法律的刚性，损害司法的权威。于周岩本人而言，也是二次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