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6日，上海黄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将在机动车道骑行的助动车劝离 凡军/摄

原标题：交通文明：路上“规矩”那些事

对面驶来的汽车开着远光灯，你会回敬吗？行人乱穿马路不看灯，你会制止吗？参与抵制交通不文明行为，有人挺你吗？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类交通顽疾不断滋生，让人既生气又无奈。“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是“十三五”规划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之一，交通文明作为“移动的细节”更会给人直观的感受。

教规矩：体验式执法让人眼前一亮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85亿辆，在交通压力日益凸显的同时，各类交通事故和违规事件也层出不穷。

以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为例，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不守交通规矩的人不外乎三种心态：一是侥幸心理，认为一般不会出现意外，自己没那么倒霉；二是从众心理，一旦有人带头闯红灯，旁边的人就会跟进，认为法不责众；三是漠视心理，认为机动车闯红灯会受罚，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被拍到也没事，一般不会受处罚。

这三种不良心态折射出传统交通文明宣教方式的尴尬，值得反思。在汽车社会中，如何形成良好的汽车文化和交通文明，以及处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考验相关部门水平的一道难题。

不久前，一则深圳严查乱用远光灯的新闻引发争议，在部分网友质疑交警执法方式的同时，更多的人则是给这种大胆的尝试点了赞，这种通过换位思考来治理交通陋习的体验式执法，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据深圳交警方面介绍，远光灯专项查处行动采取“两看两考一处罚”的查处模式，其中“两看”指让违法者现场适度体验自己车及其他车远光灯照射，感受危害。尽管此举不可能杜绝所有违法行为，但如能让违法者受戒，促进守规意识，并形成社会舆论，那么这次专项查处行动的震慑作用、宣教作用就已显现。

立规矩：举措管用是文明意识形成的抓手

20年前，汽车还没那么多，路上蜂拥的自行车大军和行人却比现在守规矩。记得那时候在天津，如果非机动车或行人闯了红灯，会被拦下并罚在路口举着一面小红旗警示和纠正后面的人，把秩序和监督一棒棒传递。这样的景象消失后，“中国式过马路”就来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不文明行为归根结底源于人们的道德观念。文明的培养必然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对于很多屡教不改的陈规陋习，适时出台硬性约束举措，会起到一定警示作用，从而为文明习惯的形成和公民素养的提升提供保障。

2016年上半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的《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将一些常见的包括开车时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向车外抛洒物品等不文明行为从失德之举上升到违法行为，同时将保护不文明行为劝阻人以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

将不文明行为以地方法规的方式进行约束，得到了舆论肯定。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表示，文明习惯的养成需要一定的约束，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没有约束机制，而是违规成本和受罚几率太低，导致约束机制实际效果不好。

半月谈记者长期观察发现，目前天津的交通拥阻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道路通行效率低引起的，在十字路口机动车经常被不看信号灯的非机动车或行人截停，造成通行不畅，而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得到惩处的几率几乎为零。长此以往，人们交通文明的意识就很难被唤起，规矩自然也就立不起来。

违法成本低导致规矩难立的另一例证是，自严查酒驾和超速等行为以来收效明显，违法行为呈下降趋势。公安部数据显示，自2011年“醉驾入刑”实施后，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实施前分别下降25%和39.3%。正确的交通文明观在有力的制度约束下逐渐形成。

守规矩：还需多方努力做到“有呼有应”

规矩立起来了，大家的文明意识提高了，如果监督执行不到位，一些不文明行为处于没人管的状态，那么全民监督的局面就很难形成，引导建立的秩序就容易失守。

“在执法实践中，我们往往面临处罚力度小导致威慑力不足、执法人员太少造成管不过来等困境。”肖俊说，深圳1998年出台控烟条例，此后10多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2014年细化了实施细则，陆续开出一些罚单，但效果不好，尤其是火车站等人员密集的户外场所难以管理。

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认为，把好规矩落实好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具体体现，基层立法在做到有法可依的同时，需要注重微观可操作性，如果违法成本过低，被处罚者就会觉得无关痛痒，但若执法成本过高，则会面临法规与执行“两张皮”，达不到预期效果。

如果监管部门人力不足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那么培育一个全民参与监督的氛围就显得格外重要。很多在日本、新加坡等国有过留学或者旅游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你在当地有不文明行为时，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会让你及时注意自己的行为，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是提升自身素质的关键。而我国很多不文明行为处于没人管的尴尬境地，即便有热心的市民站出来，往往也得不到有力支持和回应，慢慢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表示，对于不文明行为的抵制做到“有呼有应”，在一定程度上是良好秩序建立和维持的关键。如果群众举报不文明行为付出的各项成本太高，而又无法推动问题解决，甚至陷入各部门的推诿扯皮之中，就会令人心寒，甚至对参与城市管理、监督不文明行为失去信心。

一位导游给记者举了一个在日本时的例子：自己团里两名游客因为在禁止吸烟的地方抽烟，被当地市民看到后报警，警察很快到达现场并提取相关证据，随后将两人带回警察局。念二人初犯，警方只要求他们完成一个3小时的免费学习课程，但由于语言不通，两位游客为此支付数千元人民币的翻译费用，而此后团里再也没人敢乱抽烟了。如果没有当地市民的积极参与，没有当地警方的及时回应，那里的禁烟令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相关专家建议，提升城市文明水平，需要依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体系，同时注重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连贯性。可以依靠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利用全覆盖的道路监控系统倒追责任；鼓励、奖励社会对抵制不文明行为的积极参与，做到“有呼有应”，共同营造良好的治理氛围。(半月谈记者 付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