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认为，道路交通法规应该起源于汽车业发达的近现代社会。然而，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却向人们印证，早在1200年前，吐鲁番地区就有了比较完善的道路交通法规。按当时的“道路交通法”，无故在闹市区“飙车”，屁股上会挨50竹板，“飙车”伤人致死者，还会被处以流放3000里的苦刑。

1973年出土的《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图由阿迪力·阿布力孜提供

牛车“狂飙”撞伤两童

《唐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于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09号墓，该案卷文档目前馆藏在自治区博物馆，案卷首卷和中间已残缺，结尾还比较完整，全文共有3纸(即：页)58行，纸缝处各押一个“舒”字。

据吐鲁番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爱峰介绍，该案卷记载的是1200年前高昌城内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由于该案卷能完整反映出唐朝法律在西州地区实行的情况，目前，已被国内多位学者关注研究。

案卷大致内容是：公元762年6月(宝应元年6月)的一天，高昌城内(今吐鲁番)骄阳似火，市民史拂8岁的儿子金儿和市民曹没冒8岁的女儿想子正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突然，一架牛车急速驶过，任凭驾车人如何拽扯召唤，牛车依旧发疯一样冲进人群，将两个孩子撞倒。

驾车者叫康失芬，30岁，是外地生意人靳嗔奴雇的长工。当天，他驾牛车把土坯运到城外，在从城外返回时，牛车突然“狂飙”。被撞的金儿腰部以下骨头破碎，性命难保;想子腰骨损折，也有性命之忧。

家长上告肇事者请求保外为其救治

事故发生后，两个孩子的家长将康失芬告到官府。先是市民史拂向官府提交呈辞：“男金儿八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辗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随后，市民曹没冒也向官府提交呈辞，内容与史拂大致相同。

据陈爱峰介绍，当时，高昌县负责审案的官员名叫“舒”。他先后对肇事者康失芬“审问”了3次。第一次，康失芬承认赶牛车轧人。第二次，舒问康失芬“为什么不制止奔跑的牛车伤人”，康失芬回答，牛车是借来的，他对牛的习性不熟悉，牛奔跑时他努力拽拉，但“力所不逮”，酿成事故。第三次，舒问康失芬“有什么打算”，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也就是说，康失芬请求保外为两个孩子治疗，如果受伤孩子不幸身亡，再依法处罚他。

于是，保人何伏昏等人写下状子，愿意担保靳嗔奴和康失芬。官府同意保辜，放出靳嗔奴和康失芬，但规定两人保辜期间不许离开高昌县。至此，此案告一段落。

孩子一旦死亡康失芬将被流放三千里

按现在的交通法规，发生事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那么，1200年前的唐代，驾车伤人会受什么处罚?据相关专家分析，唐代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和宰相房玄龄制定的最具权威法典《唐律疏议》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

意思是说，在闹市区无故跑马车的会被处以用竹板或荆条打50下屁股;跑马车致人死亡的，为故意杀人罪，仅比斗殴杀人罪轻一等。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其在唐代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流放3000里，一般还有附加刑3年“居作”——3年佩戴枷锁劳动。

如按《唐律疏议》规定，康失芬本应被流放3000里，但因两个孩子伤势未定，官府采取保辜措施。按《唐律疏议》“保辜”条款：“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刀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即康失芬的保辜期限应是50天，50天内，金儿和想子只要有一个死亡，等待他的就是流放3000里。如果两个孩子没有死亡，官府将对他按斗殴伤人罪论处，康失芬有可能被处以杖刑或徒刑。

唐代流放分为三个等级

资料显示，隋唐时期，流放分为3个等级，即从2000里开始，以犯人所处州府算起，每个等级加500里，3个等级分别为：2000里，2500里和3000里。流放期间，犯人一般都是发配到西北绝域、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之地，对这些地方进行开垦，没有朝廷的诏赦，不能离开流放之地。

驾驭技术不行会劳改

记者查阅史料了解到，和今天被撕分罚款的司机一样，古人驾驭牛车、马车，也需要有驾驭技术，一旦驾驭技术4次不过关，驾驭人不但会被撤销驾驭资格，还会被罚钱和“劳改4年”。

据悉，这一规定来源于秦朝的《除吏律》，按照规定，“御人”(即驾驭者)技术4次不过关，撤销驾驭者资格，罚4年徭役(古代统治者强迫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杂役、军役等)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