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铁总获得高铁票价定价权，这一权力的放开，应该说为未来高铁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在市场经济下，铁路可以真正地实现自由发展空间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策的推出，对于关乎民生公共利益、服务民生的铁路部门来说，也无疑面临着巨大阻力和压力
近日，国家发改委宣布，从今年元月1日起，放开高铁动车票价，改由铁路总公司自行定价，并给予铁总根据市场竞争状况和客流分布等因素实行一定的折扣票价的权力。自此，正在市场化转型的中国铁总终于拿到了“高铁定价权”。
那么，此次铁总获得高铁票价定价权，这一权力的放开，应该说为未来高铁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在市场经济下，铁路可以真正地实现自由发展空间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策的推出，对于关乎民生公共利益、服务民生的铁路部门来说，也无疑面临着巨大阻力和压力。
市场化必由之路
近年来，随着高铁常态化的运营，乘坐高速铁路出行呈现出超常规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铁路春运发送旅客2.19亿人次。其中，动车组发送旅客1.04亿人次，占全部旅客发送量的47.5%。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突显了在我国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高铁的需求进程逐渐加快，这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
有专家预计，放开高铁票价管制之后，东南沿海及部分热门线路的高铁票价，存在票价上浮空间。而发改委1月1日起就已放开高铁、动车票价，却在春运末期才公布相关信息，说明为了不刺激春运期间的社会情绪，定价权还未真正落实下去，高铁票价并未随行就市进行调整。
春运属于特殊时段，不能作为调价依据，而在春运结束之后，铁总调整价格的压力也就随之减轻，加之火车票价格构成非常复杂，有很多相关成本要考量，还要制定调价公式、票价联动系数等。铁总需要根据日常高铁客运流量、竞争对手价格、淡旺季变动指数、冷热门线路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价格调整策略，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数据支持，并非一蹴而就，高铁票价调整涉及到乘客利益，也要留出一定的缓冲期，让公众有一个心理接受的过程。
对于企业而言，掌握自主定价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掌握定价权之后，企业就可以根据市场供需、竞争情况、消费者选择等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产品价格以应对市场。之前火车票一直都采取政府定价，由发改委和多个部门集体设定价格，铁路只有执行权，如此设计虽然确保了火车票价格的平稳，却未能反应市场供需情况，也导致铁路运输的价格调节机制失灵，仍然受到落后的计划经济制度束缚。
制定合理价格机制
有业内人士建议：由于铁路客运需要承担部分公益性运输，目前尚无法做到全面放开，先放开高铁定价权的做法，乃是先易后难的策略。高铁、动车主要针对中高端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降低，部分高铁热门线路上座率常年保持高位，完全可以利用定价权采取市场调节。比如在旺季时提高价格赚更多钱，在淡季时则可以降价吸引客流提高上座率，从而有效利用运载力，避免无谓的浪费。
当然，高铁定价权即便到了铁总手里，也不代表就可以将价格涨到天上去。可以想象，如果太追求高铁成本，单纯强调高铁的价格而未曾想过高铁“被涨价”之后的服务、保障、环境等一系列后续问题，自然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毕竟其需要综合考量市场竞争状况，制定最为合理的价格调整机制。
目前，高铁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支线航空，公众出行也经常对比二者价格，高铁票价需要参考航空价格，不会超过太多。而且，航空、公路、水运的票价都已经市场化，同属于大交通范畴的铁路运输，也没有例外的必要，早一日与市场接轨，在竞争中提高铁总的市场经营能力，从亏损的泥沼里走出来，亦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平心而论，自铁路实施政企分离，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参与物流市场竞争后，诸措并举帮其完成现代化物流企业定位。从近年来铁路部门不断推出的贴心举措来看，铁路力图借助改革契机，扭转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打破“铁老大”假象，以更加便捷、亲民的全新形象登陆市场，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最大化利用特有资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保证利益是参与市场竞争的首要前提、核心目标、最终需求，而铁路在实施货改中给出了答案，改变的是服务方式，不变的是服务本质。
抓住机遇改革创新
既然市场化道路该走，且早晚得走，但是如何走，将考量着铁路部门的智慧。有专家认为，铁路部门可以紧紧抓住这个改革创新的机遇点，将其自身的优势不断进行优化、完善，根据运输市场竞争状况、服务设施条件差异、旅客承受能力和需求特点等实行一定折扣，确定实际执行票价，通过差异化定价满足不同层面人群的需求，从而实现铁路的整体效益的提升。
在竞争充分的市场机制中，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其核心是供给和需求力量可以自由发挥作用。然而，市场中存在自然垄断、外部性问题、公共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微观经济活动中出现市场失灵，即一些不受管制的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
有分析人士指出，政府规制可以矫正资源配置低效和社会福利的损害。因此，高铁定价权必须附带公共利益约束，建立合理的调价机制。特别是高铁定价权要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定价。如营运成本与收入公开制度、合理投资回报率制度。此外，完善激励性定价规则，鼓励铁路企业提高自身生产效率，而不是简单地提高票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