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今年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去产能在中国早已成为“进行时”。然而，近日有外媒报道指出，2015年中国永久关闭的钢铁厂不及整体钢铁产能的2%，而同一时期，有1/3左右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进而担心中国去产能进展缓慢，遇到了挑战。

对此，专家表示，化解过剩产能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并非朝夕之功，而且中国去产能会全面综合考虑市场自身规律、新旧经济动力交接与社会民生保障等诸多因素，不可能仅仅以压减多少产能、倒闭多少企业作为简单的衡量标准。

“囚徒困境”需破解

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故事十分著名。在合作对两个囚徒都有利的背景下，个体理性往往战胜了集体理性，不合作反而成为每个人的最终选项。如今，在很多产能过剩行业中，尽管几乎所有企业都明白只有一起去产能才能救活整个行业，但每家企业都希望别人先减产，自己能坚持到最后甚至借机扩大“地盘儿”。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粗钢产能约为12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7%。而国际上通常认为，粗钢产能利用率维持在80%及以上是比较合理的水平。按此推算，我国粗钢产能应压减至10亿吨左右。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一方面，转型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发力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政府“稳增长”的逆周期调控手段，而这将带动国内相当数量钢铁、水泥、玻璃等过剩产能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很多过剩产能企业在环保、安全生产、土地利用等方面其实均已符合国家标准，难以通过严格执法来压缩，因此不少企业才会一直挺着，希望熬过去。

“加快去产能步伐最重要的是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对经营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其实不必干涉，主要应从行政支持因素较多的国企入手，减少对过剩产能行业国企的资源倾斜，鼓励其带头压减产能。”在谈及如何化解这一困境时，曹建海说。

去旧育新要并重

那么，中国去产能的节奏是否应该像外媒所期望的那样越快越好呢?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为，化解过剩产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和反复性。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化解过剩产能用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中国要压减的产能远远超过上述国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应该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能太急于求成。

应该看到，中国去产能是一个资源和要素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产能过剩本质上是供给结构矛盾的突出。拿玻璃行业来说，我国普通平板玻璃严重过剩，优质浮法玻璃占比却偏低，仍处在价值链低端和从属地位，高端产品供应能力不足，部分高端汽车、高速列车和飞机用超硬玻璃等仍需进口。

由此可见，去产能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含压减原有过剩产能，还包括原有产能改造升级、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即便单纯以压减产能数量来看，今年1—5月份我国原煤产量同比下降8.4%，粗钢产量下降1.4%，中国去产能的步伐也算不上慢。

事实上，产能过剩行业在“去旧”的同时也在发力“育新”。例如，近两年来，海内外页岩气领域用户对高强连续油管需求量快速增长，但该油管生产工艺复杂，对生产控制的要求很高，国内外鲜有钢厂能够生产。对此，宝钢集团针对用户需求，创新冶金方案和工艺技术，在实验室多轮试验基础上，成功试制出超高强连续油管用钢CT130，及时抢占了这一市场。

“去产能应尤其重视发挥市场作用。政府在稳增长时也需要注意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经济效益，不能盲目上项目，让过剩产能企业形成依赖。长期来看，政府还是要把更多精力放到科技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教育质量提升等人力资本建设上来。”曹建海提醒。

社会民生要托底

如果把去产能比作中国在经济转型道路上的一个弯道，那么速度太慢会影响转型进展，速度太快就可能危及行车安全，车子开不稳也将有损乘客的感受。

专家指出，过剩产能企业不仅去产能压力大，且其中不少国企用人制度又相对死板，因此妥善安置好原有职工、做好社会民生的托底工作，亦是保证去产能不出现“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关键。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曾湘泉看来，虽然这次去产能需要安置的员工并不会像1998年那么多，但难度依然很大。曾湘泉指出，如果一个企业一次性裁员成千上万人，这些职工涌到社会上之后议价的能力就会下降，必然会形成收入和心理的落差。因此，分区域、分行业、逐步来释放失业风险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操作上，政府应出台有效的就业服务措施，如加大就业市场硬件和软件的建设投入、启动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工程、制定困难企业和员工再就业优惠的税收政策等。

根据人社部估算，煤炭、钢铁两个行业化解产能的过程中将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可喜的是，不少企业也在职工安置上下足了功夫。例如，杭钢为每位分流职工提供了内退、解除劳动合同、自主创业、服务输出等12个选项，这些分流安置渠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相对平衡，避免职工选择渠道单一和利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