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有一个悖论，即农场规模小，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然而农业产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却稳步增加。本文探讨和解释这个悖论与机械化的联系。
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穷人是以小农经济为生。提高生产力对于减少贫困至关重要。尽管土地总量少，土地高度分散，劳动力成本上涨，但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稳步增长。如果以农户为分析单位，则难以解释这个问题。当从分工的角度看农业生产时，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农民将一些生产力的集约化阶段(如采伐)外包给专门的机械化服务提供商，后者往往聚集在少数几个县。他们的模式是到全国各地进行服务收费，这些收费是很有竞争力的。通过这样的模式，小农经济可以在农业生产中保持活力。
在“国富论”(史密斯1776年)中，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将产生专业化收益。在一个工作坊里，十名工作人员，每个工作人员都有一套专门的任务，那么每天的收益可以比独立工作的十名工人每天的收益多上百倍。他还假定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如果需求量太小，工人专业化模式就不会形成，这个情况下，企业或农场中的每一个工人都需要成为“万事通”。史密斯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制造业，将其纳入国内外市场，承诺并实现了分工、市场发展、机械化三者的结合。相比之下，他认为农业规模太小，规模经济丧失，市场太小，地方太小，季节性太强，连续任务太多，不足以支持分工的发展或机械化。
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回应了史密斯的观点：“在农业方面，劳动分工不大，没有大规模生产，因为一个所谓的“大农场”占用的劳动力没有达到中等规模的工厂的十分之一。”后来的农业愿景及其对分工和机械化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仍然在亚洲出现。
然而中国小农场的发展分工与机械化的上述预测相反，中国农场规模平均只有0.5公顷，但是已经演变成农业部门的分工协作模式，经历了快速的农业机械化历程。有一个悖论：尽管农村劳动力供应迅速下降，但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农产品产量和产量稳步攀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矛盾的解释是，自从2004年以来，农业机械的所有权和租赁模式都出现了快速的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外包”服务的快速发展使得专业劳动力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和大型收割机的服务水平得到快速提高。
中国特别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的情况下，这些农民合作社在各省出售这些机械化服务(因为机械化收割是最“重”的任务)，多达一个月。这些移动的专业机械化服务提供商通过利用全国劳动力和机械服务市场，克服了上述经济学家逻辑确定的小规模农业不适合搞机械化服务的论断。当然，国际上也有一些类似的悖论现象，例如，在美国，迁徙的养蜂人向水果和坚果生产者提供授粉服务。
首先，对于中国而言，农业生产流程可以像工业生产流程一样分割;这一点在经济思想史上基本被忽视了。从这个角度看小农生产时，如果可以独立衍生一些生产步骤，农场规模将成为机械化的一个较小的限制因素。
1978年，中国92%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村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比重高，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国家穷得多(农业人口比重与国家人均收入成反比)，另外一部分原因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虽然农村人口密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从1978年到今天，农场的平均面积约为0.5公顷(世界最低之一)，农业从业人口比例大幅下降。
过去四十年来，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比例迅速增长，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从农户中被抽走。这个主要是由于“农村工业化”的出现。从1978年到1997年，个人和政府所有的农村企业从150万增加到2020万; 1978年农村工业化就业比例不到农村就业人口的10%，占据农村收入的8%。然而到1996年，就业比例就上升到了30%，占据农民收入的34%。 (但是这样做会低估农村的非农就业，因为除了农村工业之外，农村服务业活动也很多。)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大量涌现。1990年以前，政府严格限制城市户籍，大大阻碍了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进程。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政府逐步放开了城市户籍的限制。除了这个“农村劳动力释放”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推动因素是就是城市化移民。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的政策大背景也成为了幕后的一大推手。其直接结果是，农民到城市移民的存量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00万左右上升到2000年代后期的1.5-1.8亿。
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实行的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自然人口增长率从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0.48%。结果是，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劳动年龄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萎缩。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引起了许多媒体关于劳动力短缺的报道，这也导致工资水平增长。2003年开始，实际工资水平开始加速增长，这也表明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
农村人口却得不到新生人口的太多补偿。而且，大部分离开农业的人都是年轻的工人，和其他年龄阶段相比，具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这种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将大大减少传统上劳动力密集型的农场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
如果每公顷的作物产量以吨计算，那么中国从1978年的2.5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4.3，到了2012年，就达到了5.3。小麦，稻米和玉米产量在同期分别迅速增长了70%，70%和109%。
从1985年到2012年，以机器能耗(以千瓦(kW)计)为代表的农业机械用量从1985年的1.5亿千瓦增加到2012年的10多亿千瓦。在过去几十年中，机械使用量的增长是一个相当平稳的趋势，这意味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随着农场外劳动力的使用，机械使用量迅速上升。
中国跨区域机械化服务的思路起源于1997年，最早起源于江苏沛县，县农业机械化局从18个分散在全县不同乡镇的农业机械化服务站中选出了8名董事，组织赴山东潍坊考察了解其机械化经验。他们还走访了河南，安徽，天津和河北三省，与当地农机局和农民的工作人员会面，探讨跨区域采伐服务的潜力。回来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镇农业机械化服务站组织农民和技术人员免费示范和培训。在完成培训后颁发了证书，允许学员驾驶卡车和联合收割机提供收割服务。
在前两年(1998年和1999年)，当地政府帮助组建了一个由近50个联合收割机组成的收割队伍。每个联合有三个或四个操作员。在该组织的一名副主任的率领下，组织前往邻省河南省驻马店，收获小麦。当时，两个主要的机器型号是新疆二号和福田。然而，他们太重，不能用卡车运输，所以他们只能慢慢驶到附近地区。为了应对维修保养问题，该县邀请了联合收割机厂家的一些技术人员加入收割队伍。河南考察队取得成功。平均而言，为一户带来了净利润6万元，远远高于当时的农场收入。跨区域收割服务这个词作为一个盈利的商业模式很快就传开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
从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取消了从事跨区域收割服务的所有装载拖拉机的卡车(2004年交通部)的通行费。中央政府开始为农民购买农业机械提供补贴。补贴金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购买100马力以上拖拉机的农民有权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5万元，200马力拖拉机的补贴25万元(农业部，2013)。此外，机械化服务合作社可以申请3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补贴，为其机器建造仓库。
但补贴也可能对跨地区机械化服务提供商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补贴使得采购成本降低，联合收割机的所有者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收回机器成本。当许多其他地区的农民在补贴的支持下购买自己的联合收割机时，沛县服务集群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对手。总之，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积极政策的实施，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农民强烈的民间投资。
长期以来，缺乏生产规模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机械化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但是这种传统的理论可能不是真实的。农业生产可以分为多个步骤。以前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工资水平低，农民往往自己承担农业的大部分生产。但是，随着实际工资水平的增加，农民将一些高能耗的步骤外包给专业服务提供者，比如机械收割，而不是手工收割作物。
由于中国是一个生产季节多样化的大国，劳务输出和机器服务可以长期存在，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基本上代替了机会成本昂贵的手工收割模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农业生产劳动投入下降，中国的土地生产力却没有下降。更高效的机械化耕作是一个关键的原因。
全国机器服务市场的出现也可能有助于非农部门。当没有机械化服务时，工人不得不返回家中帮助收获农作物，破坏非农业部门的正常生产。既然现在这个服务是可以租用的，那么工人在旺季就不需要赶回家了。这反过来可能有助于提高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通过向别人采购劳动力和机械化服务，小农户尽管土地规模小而分散，但仍能保持竞争力。但是，由于目前老年农民劳动力成本低，不久的将来就会消亡，土地整合将成为必然的趋势。(作者：刘超 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