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闻联播01月20日北京电（记者李龙）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中国经济年报。中新社国是论坛——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会同步举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在论坛上表示，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情况下，2019年中国经济6.1%的增速来之不易、含金量高，较好实现了量的稳定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他表示，2020年实现中国经济实现6%的增速具备六大有利因素，但也存在六大不确定性。
以下为发言摘要：
一、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情况下，6.1%的增速来之不易、含金量高，较好实现了量的稳定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值得点赞。
2019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1%的增速，尽管这是近30年来增长最慢的一个数字，但是我认为，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及贸易环境严重恶化，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复杂性、长期性带来的挑战，还是一个含金量比较高的速度。除了全球横向比较的显著优势之外，中国经济增长“含金量比较高”至少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就业状况保持稳定。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落在政府预期的5.5%范围之内，总体温和可控。就业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基本面，就业的稳定，表明中国经济的总体稳定和健康，经济增速窄幅的波动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8%，略低于经济增速。同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差距继续缩小。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为持续扩大消费、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打下非常好的物质基础。
第三，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稳居第一，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多项数据明显高于均速，如增加值(8.8%)，投资(16.5%)的增长速度。
第四，改革开放取得新成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顺利，对外开放在外资准入、知识产权、进出口、金融等多领域有新的重要举措，亮点纷呈，微观主体活力有所增强，营商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民营、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所回落。
第五，经济整体风险可控。经济增速没有出现“断崖式下跌”，物价总体温和上涨，通胀和通缩风险均不大，更没有“滞胀”。经济领域中的明显风险点，如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僵尸企业、金融乱象等，都在逐步平稳化解过程中。平稳顺利地化解了包商银行、安邦保险、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重大风险事件，既有效维护了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也没有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融资行为。
二、2020年实现6%左右的经济增速具备六大有利因素
尽管中长期来看不是很重要，但保“6”短期看还是比较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这意味着，保持一定的速度是顺利实现各项重大目标任务的前提和基础，是工作底线。因此，考虑到现实情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需要，2020年的GDP增速预期目标应当且可能确定为6%左右。
但就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可能还未结束，仍将有可能继续下台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这可能意味着未来不会简单地追求经济增速，盲目保“6”，而是兼顾质与量的平衡，甚至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利条件。
第一，超大规模市场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韧性、空间和回旋余地，这是中国持续向好发展的最大底气和最重要支撑。
有四组数据可以提供佐证：
一是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去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16万亿元，同比增长8%。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5%。
二是互联网消费快速增长。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16.5%，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9.5%，增速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5个百分点。
三是下沉市场消费增长潜力巨大，发展不均衡红利有待释放。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者人口近10亿，占全国的七成以上，而GDP占全国的59%，贡献着中国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优质商品供给欠缺，居民的消费需求还远未被满足，所谓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用上马桶”；下沉市场居民人均拥有移动设备0.5台(一二线城市人均1.3台)，农村网民数量仅为2.11亿，人口渗透率为36.59%(城镇网民渗透率已达72.65%)，这部分人群将成为中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四是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年底之前“补贴退坡到位”可能无法实现，这对于培育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稳投资的政策举措渐次出台，精准发力稳增长。
早在去年，国务院已经允许专项债可作为部分重大基建项目的资本金，并下调部分补短板基建项目资本金比例，财政部也已经提前下达2020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万亿元，预计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可能大幅增加至3万亿元，同比增长近50%，释放出强烈的稳增长信号。
从目前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开年不久各地均加快部署各项稳投资工作，积极推动重大项目投资的报批、审核及开工落地，与往年相比，今年各地的稳增长起步较早，重点清晰，并且兼顾结构优化与民生改善。
这些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在经济数据上。2019年11、12月制造业PMI重回景气区间，12月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所反弹，既跟外部形势缓和有关，也跟政府部门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有关。未来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逐步发力落地，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将有所回升，将进一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新动能在加快形成。
过去几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化进展比较顺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特别是在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新动能快速成长的趋势非常明显，经济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渐显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加快成长，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第四，重点区域发展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完整提出了“3+3+N”的区域发展整体布局，要求“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第一个“3”是指“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第二个“3”是指“扎实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措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N”则是指“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大城市、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建设，这将是中国未来的新动力源和新发展重心。
第五，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缓和了相对紧张的外部环境和经贸关系，有望改善悲观预期，提振投资信心。
历经波折而终于达成的经贸协议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这将暂时消除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防止了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蔓延至科技、金融等更广泛领域，为2020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产生积极的作用：
对出口：“取消部分拟加征和已加征的关税”将减轻出口压力，对出口修复将起积极作用；
对投资：有助于改善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增强企业家信心，促进制造业景气回升，制造业投资的外部冲击基本见底；
对汇率：利好人民币，将开启新一轮的人民币升值周期，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
对物价：增加自美国农产品特别是猪肉等食品及能源的进口，将有助于缓解国内物价上涨压力。
第六，逆周期调节仍将发力，财政、货币政策发力的空间仍然较大。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待进一步发挥，赤字率仍有适度提高空间，地方专项债规模有大幅提高空间，结构性减税仍有空间，这些都有利于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
货币政策方面，鉴于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范围内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从“三档两优”的新框架来分析，部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从MLF利率和OMO利率来看，降息空间依然存在；同时，美欧连续降息、未来物价的逐步回落都打开了2020年货币政策的实际可操作空间；此外，信贷政策对于制造业、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将不断加大。
三、2020年实现6%左右经济增速的六大不确定性
在新旧动能转换仍在进行中、转型升级仍处关键时刻，2020年的中国经济仍有一定的下行压力，需求不足的情况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未来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暂时难以彻底扭转，缓慢下行仍是主基调，但不会显著失速，经济增长的上下空间均相对有限，预计2020年经济增长将会落在5.8—6.0%的中速增长区间，将如期实现预期经济目标。
抛开应不应该“保六”的争论，即便想“保六”依然面临较大的难度。在结构性物价快速上涨和预算赤字并无太大扩张空间的双重约束下，中国经济的腾挪空间十分有限，安全边际较为脆弱。2020年实现“保6”仍有六大不确定性：
一是投资增速仍有可能放缓。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与民间投资放缓的拖累。
二是汽车消费欲振乏力，房地产相关消费可能放慢。2019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下降7.5%和8.2%。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下降9.2%和9.6%，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下降2.3%和4.0%，这是10年来年度产销首次出现负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0年汽车市场仍将延续下滑态势。
三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企业、政府及居民三部门去杠杆任重道远，特别是地方政府显性及隐性债务负担沉重，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受限。
四是与消费物价较快上涨并行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行能否彻底扭转尚不确定。工业品持续通缩将极大影响上游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状况。在2019年大规模减税的背景下，我国工业企业和国有企业利润反而分别下降了9%和12%，这反映出企业整体经营的困难。伴随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是，民营小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愈发凸显，上市公司爆雷案件不断，信用债违约事件仍时有发生激增。
五是中美经贸摩擦隐忧仍存，科技摩擦暗战不断。中美双方在若干关键议题上的分歧尚未根本消除。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缓和及内需的反弹，以及人民币汇率走强，2019年对经济增长有一定支撑的“衰退型顺差”在2020年大概率将有所收窄，净出口的拉动作用(20%)可能大幅减弱。
六是作为一个大型开放型经济体，我们还将面临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商品及地缘领域的诸多输入性风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外部世界的风险有增无减：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在减弱，经济增速不断收敛，“长期停滞”之阴云再次笼罩全球，发达经济体像美国的经济状况存在较大变数，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风险上升等等，这都将对国内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四、以逆周期调节+“新五化”开启中国经济“第二发展曲线”
事实上，自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我们已经在着力淡化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过度追求，体现新发展理念、反映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指标体系应当是全国上下、各级政府部门的指挥棒，而不是单一的所谓速度指标。
对高质量发展浓墨重彩的强调，表明中央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已经跳出了传统的关注总量、速度、增长这一层次，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更加关注新发展理念，更加看重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强调高质量发展，一定会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速目标，进一步放弃简单粗暴的刺激和扩张，不会盲目的大水漫灌，而会更加注重保持战略定力，不会为了稳增长而稳增长，更不会为了一个数字而乱了方寸、失了定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保“6”短期中长期并不是很重要。
要完成保“6”目标，从短期来看，侧重于需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仍需发力：
一是高度重视稳就业，始终将之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重视运用适当财政工具，除加厚、织密社会保障的防护垫和保护网外，加大力度开展适应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需求的劳动力技能培训。
二是取消限制消费的诸多临时性、行政性措施。例如，减少或消除影响购车、出行的规定，改善道路、停车等基础设施，优化限购、限行相关措施，加快新能源汽车对汽油车的替代，鼓励共享出行的发展。短期可尝试在特定时期内，对特定居民，如老年群体、学龄前儿童、城市及农村低收入困难群体等，以发放消费券的形式，提振短期消费。中长期还需通过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办法来鼓励消费，促进强大的国内市场建设。
三是稳定房地产投资、房价、预期，避免房价下跌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循环。
四是继续为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有效控制其税费负担和各项经营成本不要出现反弹，持续降低融资成本，继续释放企业发展活力。
五是做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要把握好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财政政策宜保持总量扩张，结构优化。货币政策宜保持总量稳健，结构宽松。增强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如果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可及时加码货币宽松，适度降准、降息以强化逆周期调节。
六是对两大市场主体建立起长效稳定的激励相容机制，既要提升企业家信心，又要提升公务员动力，全面调动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担当有为、干事创业、投资兴业”的积极性，通过健全法制和保护产权来稳人心、稳预期，进而实现稳政策、稳增长。
七是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从根本上提升对制造业的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尽快全面放开落伍的生育限制政策，实施鼓励生育的基本国策，尽快稳定生育率水平。
长期来看，需要更多地从供给侧来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诸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通过结构性改革，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培育增长新动能，在“旧五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年轻化)红利日渐减弱的背景下，需要尽快实现“新五化”，打造和开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曲线。
一是数字化，以创新驱动，科技引领，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双轮驱动；
二是服务化，围绕吃喝玩乐、文化教育、生老病养等消费升级领域，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抓住消费分级与消费下沉带来的市场洼地红利或发展不均衡红利；
三是新市场化，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坚持竞争中性原则为核心，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直接、过度干预，打破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解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对待、公平竞争问题；
四是法治化，更大力度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通过全面依法治国，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继续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力；
五是精细化，除宏观层面强调精细化治理外，各行各业都要弘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挖掘潜力，激活存量，提升效率，激发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六大展望：
一、经济增长：不会显著失速，会有适当修复
二、物价：从亢奋和极端向中庸收敛
三、房价：从追涨杀跌到均值回归，从大起大落逐步回归正常
四、股价：风险溢价提升，超预期表现可期
五、风险：债务依赖和老龄化仍是最大风险
六、中美：暂时缓和中不妨留一半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