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复工日来临，疫情仍在持续，许多企业复工之路依然困难重重。

“我们晋江工厂要2月17日才能复工，安徽芜湖纸厂以及湖北孝感工厂复工时间都未知，这要看当地政府如何安排。”国内生活用纸和妇幼卫生用品制造商恒安集团总裁许连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不过，有一些厂区从年前到现在都没停止生产，比如杀菌湿巾、洗手液，还有部分转产防护服等产品。”许连捷补充道。

同样，某日化工厂老板郑龙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诚，外地员工无法返岗，企业根本开不了工。工厂所在村镇刚刚发布了通知，外地务工人员一律不准入内，并严格限制辖区内车辆和人员出入，同时，一些外地员工的老家也遭封城、封路，无法顺利返程。

人手不够之外，防护物资不足的问题也直接限制了企业复工。不同于互联网公司和新兴经济企业，实体制造业无法远程办公。在疫情持续期，空间密闭、人员密集、接触频繁的工厂生产线，防护难度尤其大。“一旦出现疫情风险就是灾难性的，企业根本无力承担，可能就直接倒闭了。”一位食品加工厂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而且政府要求的防控措施，企业的落地成本太高了。”

除了前期准备之外，中小实体企业更大的复工难题，在于生产的上下游环节已经“掉链子”。“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我们想开工也没戏。”一家化工加工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供应商不发原料，渠道商取消订单，现在物流也跟不上，整个产业链根本运转不起来”。

“现阶段，疫情防控仍然是第一任务。”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家政策需要在疫情防控和复工恢复经济的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必须第一位保证安全，“总体上，疫后复工将是一个非常渐进的过程，第一批复工企业的比例很难超过1/3”。

“工人进不来，企业怎么复工？”

“村子里仍然是封路的状态，出不去也进不来，更别提回去上班了。”一位老家在安徽南部某村、在广州工作的员工说，就算人能出去，从镇上去市里的大巴车也都停运了，“连村都出不去，更别提出省了”。

封村限制人员流出并不是个例。自疫情发生后，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湖南等多个地方村镇就开始实行封村，对外地回乡人劝返、对辖内居民禁止出行。

“工厂很多工人老家在农村，因封村而无法返程的人很多。”上述日化工厂老板郑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有个江西籍员工，本来打算自驾到南昌转高铁，只因为车牌不是南昌本地的，就在高速上被劝返了”。

一边是不准出，一边是不准进。

随着节后复工期临近，自2月5日起，浙江、江苏、广东等多地陆续发布通告，要求对非本地牌照非本地户籍的车辆人员劝返，尤其对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东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律劝返。

高速劝返之外，重点务工村镇也陆续禁入。广州某信息技术公司老板汪晖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的一份广州市夏茂村下发的通知显示，自2月9日起，夏茂联社实施更严格的交通管制，外来务工人员及车辆一律禁止进入夏茂辖内。

“夏茂是工业企业聚集的地区之一，工人进不来，企业怎么复工？”汪晖透露，广州许多村级工业园区都出了限制令，”各个村具体规定不一样，但都是为了限制外来人员流入”。

尽管在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通知，要求严禁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严禁阻断国省干线公路，严禁硬隔离或挖断农村公路等规定。但在村镇层面，多地实际限制流动的举措仍在继续执行。

“地方需要加强防疫力度，但不应采取过分极端的措施。”在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看来，地方政府需要科学理性地判断疫情，也要管理适当，强化隔离，减少封城，防止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地限制生产，“极端的封锁措施会令民营企业实际复工困难”。

复工后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成为许多工厂老板不得不推迟复工的主因。

“我们这里所有复工企业需要签疫情防控承诺书，保证风险和责任自担。”上述日化工厂老板郑龙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一份“企业确保不出现疫情承诺书”，“说实话，企业不敢担责，也担不起这个责”。

严控企业复工后的疫情风险，是政府与企业的共识，但企业将防控措施落地的难度仍然很大。目前，已有深圳、郑州、广州、南京、苏州等多地发布通告，要求复工企业准备充足口罩、消毒水、防护服等防护物资，签署疫情防控承诺书，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复工。

而企业面临的难题是，正值防护物资紧缺，去哪儿筹备？“消耗最大的口罩，现在是给钱也买不到。”郑龙直言，大多数工厂平时没有储备，现在也没有批量购买渠道，“没有防护物资，就不能开工，也不敢开工”。

一众缺乏防护物资的工厂中，陈海的工厂是幸运的一个。因原本做美容化妆品生产的卫生标准较高，车间生产平时就有口罩等物资储备，可以先支撑工厂开工。“但这些物资只能撑一个月。”陈海表示，如果疫情持续下去，一个月后还是这个生产状态，“我们也会受物资所困了”。

出于补充物资和尽快开工的双重需求，有些制造企业开始转行生产口罩、消毒水、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现在复工的唯一生产任务就是消毒水。”陈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的工厂原本是生产美容化妆品的，以往消毒水占生产总量不足一成，但现在已成百分之百的生产任务，“一是尽力贡献物资，二是开工生产至少能保本”。

为缓解防护物资紧缺问题，2月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昨日联合发布通知，鼓励企业多措并举扩大重点医疗防护物资生产供应。在此之前，河南、河北等多地医护物资生产工厂也在加快扩大产量，提高供应量。

中小企业逼近生存红线

疫情持续，复工困难，现金流压力下，已有一批中小企业开始逼近生存红线。

2月6日晚，知名IT培训机构“兄弟连教育”创始人李超，发布公开信，表示因受疫情影响，即日起，北京校区停止招生，员工全部遣散。

2月7日，北京知名KTV“K歌之王”发布《总经理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称，因受疫情影响，将于2月9日与全体200多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有30%员工不同意这个方案，公司将进行破产清算。

加工制造业的小微企业同样面临生存危机。即使只经营一家中小型日化工厂，郑龙也要面临每个月30多万元房租，60万元工资的固定开销。由于不具备医护物资生产资质，他的工厂并不在第一批复工企业之列，他不得不将复工日期一再推迟，已经推到了3月1日。

“零营收，一个月还有近百万元的成本支出。”郑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完全靠前几年经营攒下的老本在倒贴，“再这么下去，撑不过两个月”。

房租和人力是成本的两大头。郑龙所在的园区有几百家中小企业，由于厂房属于民营，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国企厂房租金减免的优惠，还要负担每年房租5%的涨幅。“中小企业很难实际得到租金减免政策的优惠。”郑龙直言，“园区已有多家企业主表达了减免租金的诉求，也没得到回应”。

相比之下，郑龙等中小企业老板把减负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人力成本的减轻上。自2月7日起，人社部发布12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地方很快跟进，在多个条款中均表达了对企业当前困难的深切理解，支持困难企业与员工协商工资待遇，也考虑到了企业“不得不裁员”“员工坚持不返岗”等特殊情况的处置。

陈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疫情期间有的地方出台了“延迟复工期安排在家工作的需要支付双倍工资”“员工在家看孩子工资由企业承担”的政策，令企业压力倍增，“希望政府能真正看到企业的难处，提供真真切切的帮助”。

根据多地发布的复工指导文件，第一批复工企业大多为疫情防控必需物资生产的相关企业，之后会逐步推进其他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建设工程企业的复工。

疫情防控阶段的渐进式复工，是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面对的挑战。“3月1日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颜色向《中国新闻周刊》预测，若2月底尚未复工，大批中小企业会逼近生存红线。

按照市场规律，当第二产业基本复工半个月至一个月之后，市场逐步稳定，需求开始反弹，第三产业才能逐步恢复正常秩序。“餐饮、娱乐、服务类等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最严重。”颜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三产业直接受到市场情绪影响，被迫停业时间长，生存压力大，生存形势更加严峻。”

但在疫情迎来真正的拐点之前，防控疫情仍然是首要任务。“防控疫情是一切工作的前提。”颜色表示，待疫情局面稳定，国家自然会为广大中小企业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信贷、低息免息等，“政策会逐步出台和落地，但在防控疫情的攻坚阶段，仍然需要企业自身抗住压力，活下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郑龙、陈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