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郑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新生儿外科学组组长，上海市医学会儿外科专科委员会主委，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
雷后兴：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浙江省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
杜立中：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
周忠蜀：中日友好医院儿科主任
熊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副主任
大夫缺
目前，我国0~14岁的儿童占全国总人口的18%，但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仅约11.8万人，仅占全国所有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4%。每千名0~14岁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仅为0.53人，和美国、加拿大、日本每千人儿科医生数0.85~1.3人相比，我国儿科医生配比相差悬殊。
行医难
据中国医师协会2014年调查结果，5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过身体伤害。而在儿科，袭医、闹医、辱医等行为更是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仅在2016年前两个月时间里，就在新疆建设兵团第四师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地发生多起儿科暴力伤医案。
任务重
由卫计委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医疗机构执业（助理）医师的2.4倍。根据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所做的儿科资源调查，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是其他普通成人科室的1.68倍，但待遇却仅为其46%。
2015年，南京、广州、上海……全国多地发生儿科医生集体请辞、儿科门急诊限诊或关停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专家估算，我国儿科医生缺口20万人，全国每一千名儿童仅有0.43名儿科医生(摘自《2015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十多年来，我国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名，处于近乎停滞状态！
二孩政策实施后，儿科医生短缺状况愈发凸显。
儿科医生告急，谁来给2亿孩子看病？
2015年12月，南京某三级医院儿科被网友曝光已停诊数月，原因是该科室唯一一位医生因病休息，何时复诊也没准确消息。
武汉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张勇，不久前因骑车时摔倒，左踝关节骨折，本应静养，但没休息一个月，便又拄着双拐为病人看病，甚至手术。谈及此，张勇颇感无奈：人手太紧。科室只有10人，一人在进修，若自己再病休，其他同事根本忙不过来。
一家三级医院的儿科，竟然只有一位退休返聘的医生；一家市级儿童专科医院，医生带病工作不敢病休，辛酸现实背后反映的正是儿科医生短缺的困境。
短缺，仅是一方面，比之更甚的，是经验丰富的儿科医生不断流失。据国内首个儿科医生集团“小苹果儿科集团”调查统计，北京目前有1400名左右儿科医生，其中毕业于知名院校、拥有10年工作经验的儿科医生仅400位左右。这些专业人才也正在流失。
以中日友好医院儿科为例，仅在2015年一年，该科室就有7名医生因生病、怀孕、离职等多种原因无法继续在岗工作，接近科室成员的三分之一。6名主任医师中有4名将于今年退休。科室主任周忠蜀告诉记者，医生流失、人才断层是儿科面临的巨大压力。
有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儿科医生如今到底有多紧张。据国家卫计委2016年2月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数据，当前儿科医疗需求增长迅速，0~14岁儿童人数达2.3亿，占全国总人数的18%，诊疗人次也以每年400~500万人次的速度递增。但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11.8万，占全国所有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4%，每千名人口儿科医生0.53人，远低于发达国家0.85~1.3人的水平。
与此同时，全国儿科门急诊量4.71亿次，占全国门急诊总量的9.84%。而这一数字在基层更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雷后兴说，以丽水市人民医院为例，该院儿科28名医生承担了两个儿科病区、100余张床位、20多万人次年门诊量、10多万人次年急诊量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根本都不敢喝水，因为没空上厕所”。
即便在儿童专科医院，人才的流失也已成为一个难以逃离的魔咒。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告诉记者，近年来也有一些医生跳槽到了其他医院或私人医院。“尚不说私立医院工资待遇高，即便是同等薪酬，人家是5天工作制，我们是6天工作制，仅凭这一点，对人才的流失我们就没有办法。”
“职业风险高、薪酬待遇低、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在雷后兴看来，如今儿科医生的短缺，无疑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尊严难拾，谁来稳住12万儿科医生军心？
“尊重儿科医师，就是爱护我们的儿童。”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的一句话，得到很多医生的认同。
在北大医院儿科副主任熊晖看来，当下儿科医生获得的尊严远远不够。一方面很多人对于儿科本就存在错误认识，另外现行政策未能很好的与儿科医生的付出相匹配。首先便是儿科医生需要承受更多的医患纠纷风险。熊晖说，儿科疾病起病急、变化快、进展快，家长对医务人员期望值过高，但对疾病又认识不足，动辄辱骂，甚至殴打医生，十分容易发生医患冲突。
有相关数据统计，在儿科，袭医、闹医、辱医等行为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仅在2016年前两个月，就在新疆建设兵团第四师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地发生了多起儿科暴力伤医案。在发生伤医事件时，相关部门采取息事宁人和无任何表示态度的占到了41.86%，这也让很多医生倍觉痛心。
也正因此，雷后兴将营造儿科的良好执业环境写在了今年两会即将递交的提案上，呼吁对待医闹行为绝不手软。“对于很多儿科医生来说，如果公检法对于医闹行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么即便给医生再好的待遇也于事无补。”在雷后兴看来，缺乏安全感，是儿科医生纷纷逃离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尽快改善儿科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也是稳住12万儿科医生军心的重要因素。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杜立中教授认为，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没有很好的和医生实际劳动强度匹配。
由于儿科病种相对单纯，辅助检查少，用药量也较少，和同等项目成人检查相比，明显成本更高。给一个儿童做磁共振的时间，大抵相当于四个成人所需要的时间，但收取费用相同。雷后兴曾经参与了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开展的儿科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是其他普通成人科室的1.68倍，但待遇却仅为其46%。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儿科医生待遇成为挽救儿医流失的重要抓手。 “先稳住，再吸引，再培养壮大。”雷后兴呼吁，可以施行特殊岗位工资制度，提高基本工资，也可以采用补贴制度，或是采用向儿科倾斜的绩效分配机制，或是提高儿科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我们现在的困境就是价格管制儿科就亏损，并且看得越多亏损越多。”
事实上，早在数年前，国家发改委便组织部分专家进行了关于提高儿科诊疗服务价格的内部讨论，郑珊委员也作为儿科医生代表之一参与了该意见的制定。按照当时的讨论结果，6岁以下的儿科诊疗服务可适当提高费用30%，由医保承担，但至今这项意见也未面世。
而在熊晖看来，相较于直接补贴金钱，政策的合理制定与扶持可能更能有效缓解儿科医师短缺。熊晖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年都培养很多医学生，其中不乏有一些愿意留下从事儿科工作的毕业生，但往往因为户口、编制等政策问题而最终放弃，对这些人适当给予一些政策倾斜，未来儿医中坚力量才能更加壮大。
溯本求源，20万儿医缺口从哪补？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儿童医院许巍等发表的研究文章显示，2012年中国平均每千个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师，而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则拥有1.46位儿科医师。若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20万。
在不少专家看来，所谓的“降分录取”以及“内科医师转岗培训”的奇招怪招，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缓兵之计，容易让现存的儿科医生产生抵触心理，同时引发社会偏见。想要真正缓解儿科医生培养不足，首先应从医生培养体系入手。
在这方面，已有部分省市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2015年，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支持下，特意在2015级近300名学生中，挑选出了27位成绩优秀且有志于从事儿科的学生组成一个“卓越儿科班”。
“卓越儿科班”的设立初衷，便在于培养优秀医学生从事儿科医疗工作的信心。医院为该儿科班设立独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学生参加国内外顶级儿科学术会议，或进行国际儿科学习培训。同时，班上每位同学都配备一名学术带头人作为导师。
杜立中表示，学校相信，这种培养模式会让医学生对儿科的从医信心更加坚定，也增强其儿科专业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事实上，儿科人才的培养之难，已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郑珊委员告诉记者，往往成人专业的研究生招生，复试比例都是1：1.2或1:1.5，以确保择优录取。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作为国内顶尖的儿童专科医院，前来复试的人数却经常连招生计划都达不到。该院还单独设立了临床医学（儿科方向）培养计划，并设立高额奖学金，然而还是有学生要求退出，“就算是重新考，也不愿意继续在儿科待下去了”，这样的声音，让许多儿科医生都倍感惋惜而又无奈。
在儿科医生的培养与使用方面上，美国无疑要做得更好，2014年熊晖赴美国进行交流，便对其科学的人才配比印象颇深。
以2014年为例，当年11%的医学生毕业之后选择进入了儿科工作，开始儿科医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为三年，三年之后便可以成为一名普通的儿科医生，一般都在社区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儿科担任初级保健儿科医生，在非急诊的体系中提供保健工作，例如处理一些感冒发烧等常见病，判断病情轻重并及时转诊。
而又有2.6%的人在结束培训之后会继续进行儿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成为某一方面的专科医师，时间大概为三到四年。每年选择儿科的医生数量，以及选择继续专科培训的比例都是基于一定的科学数据而制定的，以符合每千人口儿科医生的比例，形成真正的分级诊疗模式，缓解医生压力。我国目前也正在积极推行儿科专业住院医规培。
未来可期，多年呼吁盼落地
实际上，关于儿科医生短缺的呼吁已存在多年，但遗憾的是，“调整儿科医疗技术劳务价格”、“建立符合儿科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增强儿科岗位吸引力”……种种口号仍然仅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未曾见到落地实施。实际上，有一些措施可以马上实施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熊晖建议，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部分儿科医生配备辅助人员以提高效率，并提升护士专业水平，使其成为儿科医生的得力助手。
雷后兴建议，为了缓解基层医院儿科短缺严重的问题，地方政府可以参照免费师范生的模式，采取农村医生定向培养的模式，由政府出资培养医学生，待毕业之后按照合同年限到基层服务。
这也是国家目前正大力推崇的缓解儿科医生紧张的方式。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视员宋毅表示，正深入推进农村定向医学生免费教育工作，为基层每年培养5000名左右从事儿科等全科医学人才。
自2016年7月起，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将开始招收儿科学专业本科人才，这也意味着暂停17年的儿科学本科招生即将恢复，同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也已实施，儿科专业也已作为紧缺专业带帽下达培训招收任务。记者近日从国家卫计委获得消息称，通过各种举措，国家将力争在2020年使儿科医师达到14.04万人以上。
政策倾斜的同时，各地医院也正在尽己所能改变这一现状。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开展的关注患儿就医体验“三年行动计划”，单独抽调人力和资金，以患者观察团活动的形式，让孩子、家长近距离的接触真实的儿科医生工作。尽管数量仍然紧张，但社会对儿科医生的理解与包容每多一分，儿科医生对孩子的帮助也就能更进一步。
我们看到，缓解儿科医生短缺，无论是从政府亦或是临床一线，都在齐心勾画填补一幅美好蓝图，儿科医生困境的缓解，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