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昊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悲剧，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和反思。
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举办第十一期“案例大讲坛”，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立法完善等问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基层法院、公交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多因小事引发纠纷没有预谋
司法实践中，因坐过站与司机发生争执并非个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法官谭勇，就曾审理过一起对公交车司机实施刑事犯罪的案件。
2015年12月29日清晨，司机左某驾驶着22路环湖公交车正常行驶。老人成某坐过站后，左某没有同意成某停车的要求。
成某要求归还两元车票钱并用力抠投币箱，将投币箱外面的塑胶扯坏。车上的乘客劝了几句，没想到反而激怒了成某，他突然动手拉动司机的方向盘。
左某本能地踩了一脚急刹车，车辆直冲路边人行道，撞上一棵行道树和交通指示牌后停下来。左某的背部撞击到驾驶员座位后面的栏杆上，无法呼吸。另外一位老人被送往医院，CT显示胸腔有积液和淤血。公交车的挡风玻璃、雨刮器、车前的大灯、仪表盘、保险杠都被撞坏，损失两万元以上。
法院依法审理后认为，成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3位审理过类似案件的法官描绘出涉公交车安全案件中犯罪行为人的“画像”。
万州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严学万介绍说，2015年至2018年，万州法院共审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9起，与公交车相关的有7起，7名涉案人中男性6人，女性1人，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文化程度不高。法院对7案均作出有罪判决，大多数被判处缓刑，1件被判处实刑。
严学万说，此类案件犯罪行为人年龄比较大，往往因坐过站、车费等小事与司机产生矛盾，临时起意没有预谋。行为人有自首行为，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大部分案件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不是特别大。
辽宁省沈阳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法官赵颖男介绍说，沈阳公交车上的视频监控较清晰，案件过程记录得相对完整。此类案件多为坐过站或投币不对引发的矛盾，行为人多为初犯且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能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人身伤害基本是轻伤以下，有的案件中公交车司机也存在一定过错。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胡洋介绍说，近3年，丰台区法院审理了11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件，6件与机动车相关，其中有3件与公交车相关。
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委员郑爱丽是名律师，已担任10年公交公司的法律顾问。她说，以往还出现过酒后打骂公交车司机或拿公交车司机撒气的情况，公交公司设有服务处，处理涉公交车司机的投诉。很多矛盾中是让公交车司机忍一忍，或由公司给司机发放委屈奖，或者双方都教育一下，以服务纠纷的形式化解了。
罪责刑相适应量刑综合考量
近些年发生的殴打公交车司机或强行驾驶车辆案件中，个案情况千差万别，法官需要考量的因素也很多。目前，法官定罪量刑普遍会考量打击公交车司机的部位、力度、车速、路段、造成危害的情节等综合因素。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诉一处处长曹红虹说，对抢夺方向盘导致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时，检察官会考量主体过错是单方伤害行为还是双方互殴行为；发生路段是否处于高峰期、车载人员数量，乘客的行为是挑衅还是阻止司机危险驾驶行为、司机是否放下高速行驶的车辆与乘客互殴；是否确实发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导致公共安全处于危险中等。个案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都是可能触犯的罪名。
针对乘客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侵犯正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的人身权，或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则建议，可以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参考危险驾驶罪量刑。
最高法研究室刑事处副处长喻海松认为，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也是可以考虑适用的罪名。此外，立法时或可比照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增加“暴力危及公共交通安全罪”。
与会法学专家普遍认为，司机的驾驶行为是职务行为，注意义务高于乘客和其他人，有义务采取足够的措施避免危险进一步扩大。
胡云腾建议，司机存在长时间玩手机、与乘客发生纠纷离开驾驶席等高危行为擅离职守的，可以考虑纳入危险驾驶罪。
公共运输安全标准有待提升
“该出手时就出手”，遇到有人对司机大打出手怎么办？多位法学家给出这样的建议。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花乡法庭庭长魏亚南说，司机和乘客对骂或司机开斗气车，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他乘客勇敢地站出来，是法律应有之义，应加强对这种见义勇为行为的褒奖，公交车司机受到攻击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也应得到承认。
国家法官学院民商审判教研部教授胡田野说，民法未规定公民的见义勇为义务，但鼓励见义勇为行为，这种鼓励要通过司法体现出来。
北京公交公司第三客运分公司第一车队安全副队长邢晓明说，公交车上有“四不伤害”，即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不愿意看到别人受到伤害。这4条适合所有人。
与会者认为，公交公司应加强驾驶员情绪疏导，对他们的心理应给予更多关怀。同时，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职业的人要采取不同方法加强普法教育，让“袭击承载着公共安全的驾驶人员的行为是严重犯罪，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成为公知。
邢晓明说，北京公交司机有“18个怎么办”，其中详细列举了发生火灾、抢劫、口角、肢体接触等情况驾驶员应该怎么办，公司经常组织演练。如果司机都做到了还是发生极端情况，希望能够对司机有足够的保障。
喻海松认为，公交车安全设施有待加强，例如配备一键报警、隔离门、安全员等。城市公交管理水平也有提升空间，售票和报站都使用语音提醒，公交车上只有司机一人，容易将冲突集中在司机和乘客之间。
在郑爱丽看来，加装安全设备仅有提倡还不够，应该提升公交车和旅游大巴车制造的技术强制标准。希望有更多危害公交车安全的情况进入法律程序处理，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行为人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对当事人和群众产生警示作用。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民六庭法官董利娟说，涉及公交车的案件中，乘客向法院请求调取公交车录像时，有时会碰到录像找不到的情况。公交公司有必要建立制度，加强对视频录像的保管，以便发生司乘纠纷或乘客受伤时及时提供证据。
北京市丰台区交通警察支队法制科科长李涛说，公共交通中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公交车上，长短途客运车辆上也有发生，因此，视野应扩大到公共运输领域。(制图/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