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的发掘，以盗墓起，以考古终。这难免使人联想到盗墓与考古的关系。
近年来，盗墓题材的流行文化盛行，盗墓被赋予了一种传奇色彩，广受追捧。同时，考古学界固守在象牙塔内，对考古学的普及和传播又做得远远不够。于是，社会上逐渐出现了“盗墓考古兄弟论”、“盗墓为私盗，考古为官盗”、“为盗墓正名”的论调，也颇能得到许多人的共鸣。在网络空间，有关盗墓和考古话题的争论也层出不穷。因此，本文有必要借此机会，阐述盗墓与考古的异同。
首先，盗墓与考古的性质截然不同——盗墓以获取财富为追求，而考古以科学研究为宗旨。性质的根本不同，决定了盗墓与考古的判然两分：
考古工作者出于科学考察的目的，不仅发掘古代墓葬，也会发掘古代房屋、建筑、桥梁、古生物。而盗墓者的目标只有墓葬；
盗墓者为了获取财富，会不惜一切破坏墓葬。盗墓的唯一方法，就是掏洞；考古发掘总是把保护墓葬放在重中之重，要用到地质学、类型学的多种科学方法；
考古工作者提取文物要经过加固处理、保湿处理、拍照、绘图、编号、登记、逐层逐件提取等多道工序；盗墓者提取文物的过程，只是简单粗暴地掏走了事；
考古发掘更关注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和科学价值，盗墓者只关心市场价值大的文物。因此，很多市场价值不大、但学术意义重大的文物，往往被盗墓者弃之不顾，甚至加以损害；
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属于公有，将会通过文物部门的工作展示给全社会，其研究成果也将造福全人类。盗墓挖坟取宝，尽归私囊。
其次，盗墓与考古也还有一些相同之处。两者都用心地探寻地下的历史存在，都让埋藏许久的古代遗存重见天日。在发掘技术上，考古有时会借鉴盗墓。例如洛阳铲这种发掘工具，盗墓者使用，考古工作者也使用，它在确定墓葬位置上贡献良多；从发掘后果来看，盗墓和考古都令许多珍宝文物、简牍书册起于地下，使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物、书籍、技术，获致特殊的传播路径。西晋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王冢，得到了数十车简牍，其中便有《竹书纪年》这样珍贵的古代典籍。这是盗墓含有“考古”因素的例证。
因此，从历史上看，由于这些相似和相同之处，盗墓与考古确实存有一种双生关系。仅仅从发掘主体、发掘技术、发掘后果来看，是无法清楚判明盗墓与考古的——从发掘主体来看，盗墓有私人盗掘，也有曹操、孙权发动的官方盗墓。长沙曾经被称为“土夫子”的盗墓者，很多都参加了后来的考古发掘实践。近年来，也颇有一些考古工作者卷入盗墓犯罪的痛心事例；从发掘技术来看，考古工作者会使用“洛阳铲”，盗墓者也会使用一些“高科技”；而从发掘后果来看，某些技术高超的盗墓者会拿走宝物而不破坏墓室，看起来像是考古。一些不成功的考古发掘，则破坏了墓葬。
但是，盗墓历史源远流长，而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只有几百年历史。现代考古学出现以后，考古与盗墓因为根本性质的差异，这种“相同”的暧昧空间便越来越小了。易言之，盗墓可能会有“考古”因素，但考古绝不容许“盗墓”因素掺入。一旦考古工作者监守自盗，他的身份已经从考古者转换为盗墓者，会被立即革出考古队伍；而即便盗墓者挖出文物起到了“考古发掘”的客观效果，他也不可能因此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面对《文物法》支撑的文化秩序，面对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面对逝去古人的尊严，考古与盗墓，一正一邪，一道一魔，其分别是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