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很多高龄妇女加入了生二孩的队伍，各地医院产科迎来婴儿出生潮。图为春节前夕，湖北襄阳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护士在护理新生儿。陈 文摄
不孕不育成难题
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人没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生了一个儿子，还想再生一个女儿，儿女双全一直是安徽合肥居民程荷凤最大的心愿。去年，39岁的她终于等来国家的二孩政策，尽管取掉了节育环，但一年多了还是怀不上。医院检查报告显示，输卵管通而不畅，子宫前壁有两个直径3厘米和2厘米的囊肿。程荷凤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做了微创手术，最终幸运地怀了胎。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0.9%，2005年为4%，2015年为10%。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人的生育年龄和生育率呈负相关性，年龄越大,生育能力越低，再加上妇女的卵细胞逐渐老化，以及环境污染、电磁波辐射、化学品的影响，在未绝经期之前的10年内，妇女的卵泡质量会出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加，生育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表示，年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质量和数量。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一方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另一方面是影响生育能力的疾病增加，流产率升高。
相比卵子，精子更脆弱。近年来，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工作压力大，影响身体内分泌激素分泌，导致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常。男性中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生精细胞严重损害，精子质量下降，从而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相关统计表明，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降至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
“曾经做过剖宫产的母亲再次生育，面临着疤痕子宫的风险。疤痕愈合不了，到了晚期随着胎儿的增大，有可能发生子宫破裂，甚至危及生命。”耿琳琳提醒，怀孕的妈妈，要特别注意早孕期排除子宫疤痕妊娠。建议40岁以上女性一定要先咨询医生，防止并发症。
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介绍，怀孕的妇女流产率高达15%，复发性流产约占1/3。即使能怀上，保住了，生下来的孩子有5.6%的出生缺陷率，是发达国家的2倍。
耿琳琳分析，高龄不但能使生育能力降低，而且生育的畸形儿童明显增加。高龄生育的妇女卵子老化，造成基因突变的情况增多，更容易生出基因缺陷的患儿。如果孕妇的实际年龄大于34岁，胎儿畸形率会达到8%—15%。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如心血管畸形、唇腭裂等，发病率也会随着母亲生育年龄增加而上升。
冷冻胚胎留“种子”
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的成功率非常低，活产率小于1%，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
2016年末，在长春市吉大二院，一名产妇剖腹产生下一个7斤4两的男婴，母子平安。让人惊奇的是，这名产妇已有64岁。产妇因“失独”在闭经10年后，再次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如此高龄还能成功怀孕，几率极小。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程序简化，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选择再拼一把，冻精冻卵、试管婴儿成为热门话题。王丽娜说，辅助生育技术解决了不孕症患者的问题，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福音。
王丽娜刚开始在生殖门诊时，经常有病人来问：“大夫，我上你们这儿做试管，什么时候能把孩子抱回去？”他们以为是在试管里把孩子养大，不用生，到10个月把孩子抱回去就可以。
最近，北京石景山区居民成丽霞顺利地生下二胎。这个新生儿是她女儿的同胞胎，只是晚出生了10年。成丽霞当年为生孩子发愁，最终选择了在北医三院做试管婴儿。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进行培养形成胚胎，取卵后3—5天把胚胎或囊胚移植到子宫。移植第四天验尿，如果怀孕了，30天进行B超检测，后续进行产科产检。当时还有剩余的胚胎，进行冷冻以备下次移植。放开二孩政策后，成丽霞到医院询问冷冻胚胎能否解冻，让她再生一个孩子。王丽娜说，冷冻胚胎成功率很高，同时打破了人们对生育的传统观念。
王丽娜介绍，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早产率、妊娠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比自然妊娠高，多胎比例明显升高。多胎会导致孩子出生体重的下降，做辅助生育还有一些并发症。
肿瘤患者经过放化疗后，生育能力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生育率非常低。王丽娜提醒，这类人群可以提前冷冻胚胎留下“种子”。研究发现，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活产率小于1%，因此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
代孕是否可放开
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
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但是，这些方法的疗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20%。
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代孕，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2001年，原卫生部曾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代孕过程中，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孩子由另一个女性身体生产，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造成归属权的争夺。
王丽娜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王丽娜呼吁，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确实令人惋惜。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
对于代孕，耿琳琳感触特别深。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年龄因素，没办法再生育了。她呼吁，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适当放开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
王一方说，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