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网上总会出现对中产阶层的嘲讽与批判声。人们期待的是事故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呼吁改革的契机，他们能够将公权力危机转化为对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政治问责与公民权利，然而，几乎每一次事故都是以喧嚣始，以烂尾新闻终。
三鹿三聚氰胺事故后，国产奶粉不可靠了，但中产阶层发现还可以代购国外奶粉，于是追责不了了之，相关责任人不仅转危为安有的还步步高升了;山东无效疫苗事件后，当中产阶层发现这些无效疫苗主要流向农村地区时，他们反抗的热情顿时又削弱了;常州外国语中学建在“毒地”旁，不少人赶紧查下自己孩子就读的学区房之前的土地用途是什么，不是“毒地”的话，他们就舒一口长气……那魏泽西、陈仲伟、雷洋等鲜活生命的接连逝去呢?这些不幸似乎指向的都是中产阶层或即将成为中产阶层的社会精英，中产阶层的这次不满又能够持续多久?
暂且撇开这个不谈，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中产阶层是谁?人们关于中产阶层的“改革想象”从何而来?为何中国中产阶层总是无法兑现人们寄予厚望的“改革想象”?
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与“改革想象”
目前学界并没有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但从几个不同的说法里，我们也不难归纳出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简言之，中产阶层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这个收入以瑞士信贷的说法是，拥有的财富(非年收入)在17.63万-176.3万元间。在此基础上，中产阶层一般还具备这样一些共同特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从事脑力劳动、收入相对稳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产阶层也逐渐成为一种建立于经济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现象，比如追求更具格调和情趣的生活方式。
但经济与物质方面的诉求，并不能完全概括中产阶层。虽然马克思、韦伯、吐尔干等在论述阶级/阶层时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任何阶层除了经济属性外，还有政治属性。中产阶层也不例外。在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 Lipset)看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在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书中，他提出如下论据：
第一、中产阶层不仅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他们不仅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对民主主义持有较强的亲和性，而且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高。
第二、中产阶层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产阶层的成长。
第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并对扩大政治自由与权利，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最终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在转型成功后又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说，即便中产阶层里的每个人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政治参与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同情与敬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追溯中产阶层发展史，中产阶层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中产阶层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比如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也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遵循的是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而不是采取狂飙突进、民粹狂热的革命手段。因此，在《中产阶层史》一书中，作者劳伦斯·詹姆斯如此总结：“中产阶层改革运动的任务应当以道德改革、生活改善、协助社会治理为重，目标应当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中国中产阶层的保守与犬儒
不过，太多例子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他们经济上独立政治上不独立，在很多时候，只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和生活动物。诚如开篇所言，奶粉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争取食品安全的权利，而是走向代购之路;疫苗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要求追责到底，而是想法设法到香港打疫苗;面对权力腐败与潜规则，他们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潜规则中获得优势……他们没有对正义的终极追求，只要灾难不是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好。可以说，中产阶层呈现出保守、自私与犬儒，是一种普遍现象。
为何如此?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相反，中产阶层面临的是随时下坠的风险。一场股灾、一座房子、一场大病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何况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知识不断贬值的大语境下，他们随时有失业的风险，但社会能够提供的保障几近没有。中产阶层不得不疲于奔命，他们为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他们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自己尚且如此朝不保夕，又如何去保护与同情他人?
其次，中国中产阶层很特殊的一点是，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公务员、国企与事业单位、与权力相关的民营企业等，他们本身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这就导致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立场相对保守，自觉地与敏感问题保持距离，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总是保留自己的态度。比如我们时常听到青年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大、待遇差，但实际上，他们的离职率只是“传说”。北京市团市委历时一年半开展了“北京市青年1%抽样调查”，其中专门有一类叫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青年群体”。结果显示：超过六成选择一直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下去，7.6%考虑选择学业深造，只有14.8%的受访者考虑未来选择创业/自由职业。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87.9%相信“我的家庭会过的越来越好”。
约翰·密尔早就在《论自由》里指出，体制内的人群很难从中萌芽出变革的力量。他这样说道：“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大型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公共慈善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统的附属;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对中产阶层的权力软骨症更是直言不讳：“不管一个言辞人之前如何抨击当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是的，当你的收入、福利、升迁全部都依赖体制时，你又怎会轻易地挑战体制?
灾难降临，欲苟且而不得
很多自私和犬儒的中产阶层，只想着小富即安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的，“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金钱、消费与物质，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中国的中产阶层狂热地热爱星巴克、苹果产品、日本樱花与马桶、登山与跑步，这种“文化区隔”不仅给了他们自由(财务自由)与体面的幻觉，也让他们与底层分隔开来——这提醒着他们：即便处境不好，但我们的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不要有那么多怨言啦!
然而，在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为中产阶层留下一条逃亡的安全通道。国产奶粉不可靠，你不反抗，你想着反正可以买进口奶粉，孰料连进口奶粉都有假;疫苗事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你不反抗，你想可以到香港打疫苗，但现在香港不欢迎了……而更遗憾的是，有些灾难似乎更青睐中产阶层。你坐着动车打算到江南看山水，但在天灾人难里你就踏上了不归途;你辛辛苦苦攒钱买了房子，安了家，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让这一切毁于一旦;你在小孩教育方面殚精竭虑地投入，贷款买了昂贵的学区房，但你不敢想象，学校与“毒地”竟然只有一街之隔;你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毕业后找到不错的工作，拿到北京的户口，甚至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一个晚上你外出因涉嫌嫖娼被逮捕接着就“非正常死亡”了……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前段时间微博上“移民爸爸”的一篇《再见北京》轰动网络，引起无数共鸣。但绝大多数不能移民的中产阶层呢?是选择沉默和“装睡”，还是唤醒自己的阶层意识?杨绛先生去世在网络上引起了知识精英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利保持沉默”的讨论，其实深刻地折射了说与不说之间的困境：勇敢说“不”有用吗?当说“不”意味着下坠的风险、恐吓与报复，你是否能够坚守?如果沉默是每个人的选择，那么我们能指望谁来打破这万马齐喑?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身处夹缝中进退失据的中产阶层，戚戚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如涸辙之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