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深圳地铁设商务舱站不住脚
作者：廖保平
深圳地铁将十分紧缺的公共物品按市场来分配，表面上看，是给乘客自由选择，其实已经偏离了地铁的公益性。
日前，有网友在深圳论坛里吐槽称，深圳地铁11号线开通运营后，商务舱和普通舱出现了“寥寥数人与摩肩接踵”的冰火两重天情况。帖文引起了网友围观及热议。
开通不到一个月的深圳地铁11号线，设置了两种票价，一种普通舱，一种商务舱，商务舱是普通舱的三倍，导致每趟车两种车厢乘客出现天壤之别，遭市民吐槽确在情理之中。
这种设置不止会遭到吐槽，在我看来，应该取消。因为深圳地铁是国企，拿着政府的财政补贴，具有公益性，是一种公共性质的物品或服务，对这种物品或服务的分配，不可能完全市场化，甚至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也要接受公平的拷问。
西方学者罗尔斯在其所著的《正义论》中提出，公共性质物品或服务的分配要按照正义要求，遵循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即每个人能平等地获得公益性服务或物品方为公平；对于社会成员中处于不利地位、处境者，还要适用差别原则，即公共性质物品或服务，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方为公正，比如向老弱病残孕倾斜，必要时候提供特殊对待，比如设立简便的母婴车厢等。
在这样的原则之下，一个人即便处境最不利，他仍然不会被社会所抛弃，哪怕在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分配上，也有他的一份。如斯，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可以免于恐惧、匮乏的自由，大抵可谓公平公正矣。
然而，深圳地铁将十分紧缺的公共物品按市场来分配，高价者得，表面上看，是给乘客自由选择，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服务，貌似没有什么不对，其实已经偏离了地铁的公益性。如果说，地铁的供给十分充裕，在保证了市民基本出行的前提下，实行等级式的供给，尚可以理解，在市民完全刚性出行，地铁日日爆满的情况下，就采取市场化的办法，背离地铁的公益性，是地铁公司太过赤裸裸的利益至上行为，在施行之前，有没有举行听证？相关管理部门是否过问？无论如何，不能任由公共资源被扭曲利用。
建造地铁确实花费不菲，但地铁可能是所有城市交通工具中最准时高效的，在城市交通运输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地铁对一个城市的价值早已溢出交通工具的作用，它能提升一个城市的形象；能改变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城市地铁还是一条“黄金通道”，地铁修到哪里，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房地产、商业、娱乐、餐饮等等，其对城市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地铁向郊区延伸，可以形成市区居住空间的挤出效应，减轻市中心居住压力；甚至说它具有国防战略意义也不假。
所以，地铁不应该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即便是像北京市考虑地铁的运行成本，曾对地铁进行调价，也充分考虑了市民的承受能力，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这一政策稳定下来，不可能走完全市场化之路。
即便地铁公司要弥补运行中的成本，也有很多办法，可以是沿线地产商补贴，可以承接广告，可以冠名等等。只要多在这方面想办法，总是有机会的，唯独不该把眼光老盯在市民的腰包上，这是最低级的做法，在道理上也站不住脚。
长江日报:地铁“商务舱”不合时宜
作者：何勇海
当有限的公共交通资源，无法满足公共出行的需求之时，保障群众的最基本出行需求，就应成为优先之选；私人化的一些需求（比如乘坐的舒适性）就必然要受到一定限制。
刚开通一月不到的深圳地铁11号线，设计了两种票价，一种普通舱，一种商务舱，商务舱价格是普通舱的三倍，导致每趟车两种不同价格的车厢，乘客出现天壤之别：一个空空如也，寥寥数人；一个车厢爆满，摩肩接踵。（7月22日中国新闻网）
早在2012年深圳地铁提出，将根据不同消费层次，设置VIP头等车厢时，便引来大量质疑。现在看来，深圳地铁不为所动，只不过换成了“商务舱”的称呼。地铁设商务舱，真的适合吗？
一方面，地铁本身是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是公共资源，恐怕还享受着财政补贴而具有公益性质，不宜以特权或贫富为标准划分区域，提供差异化服务。
有人或曰：飞机、高铁也是公共交通工具，怎么可设商务座？与飞机、高铁不一样，地铁更是一个公共性服务平台，是绝大多数普通市民每日出行必不可少的工具。比如在深圳，地铁已成为继普通公交以外，市民选择的第二大出行方式，恐怕不能在这个公共性服务平台上，制造人为的等级制度和贫富差距。一位网友问得好：如果今天地铁可以设商务舱，明天公交车是否也可以设“商务座”？
另一方面，在运能还远远不能满足公众需求之下，设商务舱提供差异化服务，恐怕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目前，我国城市地铁普遍面临大客流的冲击，运力都很紧张，“沙丁鱼罐头”式的人贴人的车厢，已经很难满足公众基本的出行需求，哪怕是深圳也不能例外。在如此现实下，首先当然是履行好公共交通的职责，而不是搞差异化服务和收费。
据说，深圳地铁设商务舱是取经于香港。香港的地铁建设，到今天已经有差不多50年历史，是全世界不依靠政府补贴经费运行轨道交通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具有一套高效快速的轨道交通系统，市民出行便捷。而内地的轨道交通，又发展了几年？覆盖率又是多少？
如今，道路越来越堵，地铁越来越挤，城市的高速发展使交通设施不堪重负。当有限的公共交通资源，无法满足公共出行的需求之时，保障群众的最基本出行需求，就应成为优先之选；私人化的一些需求（比如乘坐的舒适性）就必然要受到一定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