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出口的连续负增长，既是日渐加剧的全球经济脱轨风险在贸易领域的表现，也是中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既有比较优势下滑、新的竞争优势尚不稳固的反映。稳住外贸增长预期，亟需中国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深耕实体经济竞争力，在供给侧领域积极培育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整固中国外贸既有优势。
出口收缩发出预警信号
在全球整体经济面临脱轨风险的背景下，中国外贸数据连续出现的月度下滑，既是国际市场疲弱的当期反映，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为严峻国际形势的真实写照。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下降幅度为7%。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今年1月份的出口同比降幅则为11.2%；2月出口额同比下降幅度高达25.4%，创下了7年来的单月最大降幅。货物贸易顺差也呈现大幅收缩之势，从1月份的633亿美元下降为2月份的326亿美元。相关迹象显示，今年头两个月的外贸形势相比去年底确实在恶化。
而在2014年，中国的全年进出口额还取得了4.3万亿美元的傲世成绩，当年更是跃居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其中出口额高达2.3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额的比例为12%。事实上，中国在2001年至2014年的14年间，在贸易体量上不仅超过了英法等经典资本主义强国，也把昔日出口偶像日本抛在身后，乃至一举超越全球长期出口冠军德国以及作为全球贸易巨无霸的美国。2012年，全球商品出口额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是：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其中，中国出口额排名第一，为20498亿美元，美国以16120亿美元位居第二，昔日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德国则以14920亿美元排名第三。有人说，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就在外贸领域取得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100年内取得的进步。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全面，毕竟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获益程度与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仍有相当大差距，但中国作为全球贸易领域的超级买家与诸多产品的最大供应者，已是不争的事实。
贸易作为经济景气的颜色板，其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足够反映出全球经济的整体运行形势。笔者认为，全球经济在过去7年里取得的实质性增长乏善可陈，某些年份的复苏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假性复苏。美国经济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是修复得最好的，但在欧洲经济整体疲弱，日本难见复苏曙光，新兴经济体遭遇巨大不确定的大背景下，美国不可能一枝独秀。同样，中国经济在告别过去长达30年的增长红利之后，如今正面临着增长动力切换、出口增长面临巨大瓶颈的关键时期。业已占据全球出口额10%以上的中国，如今在外贸领域面临的急迫任务，已经不是提高出口份额，而是如何稳住既有份额。当然，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微观市场主体都明白，中国不是为了出口而出口，而是通过出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有效配置。而分析中国出口下滑的原因，除了全球经济连续负增长的因素之外，部分国家和地区局势动荡、地缘政治风险加大、货币大幅贬值、购买力下降等也超出预期，这被认为影响了中国超过20%的出口市场。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最近几年，也的确稍微放松了对出口的专注，加上某些价值洼地国对中国出口市场的蚕食以及部分贸易伙伴的竞争挤压，使得中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增长势头受到了严重约束。
贸易仍是中国经济王牌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以及国内不断加深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有部分市场人士与研究者认为中国不必在贸易领域投注过多的精力，甚至有个别观点认为中国再追求贸易边界扩张已是成本大于收益的费时耗力之举。其实，从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的一般路径来看，当前中国尽管已是全球超级新兴经济体，尽管在去年的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4%，但贸易仍是中国经济的王牌。因为如果中国去年没有在货物贸易领域取得的5760亿美元顺差，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会显得相当难看。而一旦中国外储出现大幅下滑，以至于跌破心理预期，在人民币尚未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提下，则中国应对复杂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能力将随之下降。届时，国际资本可能从中国市场大面积撤出，金融市场波动恐将难以避免。且在此敏感时间窗口，国际唱空势力极有可能显著拉高看空中国经济的分贝。
另一方面，中国在贸易领域遭遇的国际竞争挤压一点不轻松，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边缘化。尽管美国要实现由其主导的“一体两翼”全球贸易战略说易行难，但美欧肯定更愿意构建以其范式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而一旦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最终付诸实施，且中国暂时被排除在外，则中国在亚太经济圈的经贸影响将受到严重削弱。而所有这些竞争挤压，某种程度上均蕴含着主要发达国家试图切割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核心利益，进而打压中国以贸易为纽带提升人民币行为空间的战略意图。
积极培育供给侧新优势
中国外贸出口的连续负增长，既是日渐加剧的全球经济脱轨风险在贸易领域的表达，也是中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既有比较优势下滑、新的竞争优势尚不稳固的反映。
因此，中国必须结合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冷静观察全球贸易竞争与规则变迁对中国的可能影响，既要通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积极介入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更要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力争以高端装备制造业取得的竞争优势为基础，构筑高端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同时大力弥补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短板，结合国内经济战略转型，积极培育供给侧新优势，以进一步提升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与获益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