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国家项目，不仅能提升技术能力，更是对企业的认可，别人可能会高看我们一眼，谈起合作来腰板也更硬了。只是，这些项目高高在上，我们似乎很难够得着……”

在本报记者对四川省的成都、绵阳，河南省的郑州、洛阳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这3省6市121家企业的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支持、鼓励企业承担国家项目的政策和措施，但不少企业在申请时依然障碍重重。他们呼吁，应给予企业足够的信任，把国家项目的经费花到实处，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

项目申请“重名头轻实力”

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够信任

■一家企业申请项目，评估专家对申请材料的语句、格式等方面抠得很细，直到项目被拖黄

今年，浙江一家民营企业的市场负责人张越(化名)准备第三次申请工信部项目。基于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的考虑，该企业2016年上下半年共两次申请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相关项目。一开始，张越信心很足：“我们申请的项目和自身业务密切相关，公司在这方面又有丰富的应用经验，曾经给150多个客户做了服务方案，在业内数一数二。而且公司在省里评审时就是重点推荐的企业之一，实力肯定没问题。”

评选结果并未如张越所料。项目公示时她发现，入选的大多是有央企背景的科研院所。张越告诉记者，她曾打电话向工信部咨询企业存在哪些不足，以便下次可以改进，答复往往是“专家很多，评审的意见可能不一样”“项目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不清楚哪里没通过”。

“这样一来，我们想改进也不知道从哪着手。”张越说，公司虽然打算继续申请，但有过前面几次失败经历，总觉得底气不足。

类似这种情况，让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很难实现借助科技项目再上一个台阶的愿望。浙江一家从事汽车相关行业的民营制造企业，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创新升级。2015年，该企业申请国家某项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项目，能享受到相对低利率的贷款。可让企业行政总监万方(化名)遗憾的是，政府、银行等支持单位和企业前后忙活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项目批复后，我们就把材料提交给了放贷银行，但因为经办部门对民营企业不了解，顾虑比较多。项目审批方请了专家来做第三方评估，这位专家从可研报告开始提意见，对材料的语句、格式等方面抠得很细，反复修改几次就超出了计划的时间。”万方说，我们理解专家的谨慎，但这位专家也不一定了解汽车行业的市场运作模式，因为彼此不熟悉增加了双方的沟通成本。“比如专家问我们项目不成功怎么办?实际上，对汽车行业来说，我们报的项目一定是产业化的项目。因为不能投产企业是要买单的，所以肯定是有市场才会去申请项目。”

更不巧的是，2016年8月，国家出台新政策，这类项目贷款需要执行基准利率，对企业降低财务成本已没有实际意义，于是该项目搁浅了。

企业普遍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够了解、不够信任，而最需要支持的，往往是这些具有创新力的初创型民营企业。“项目给大学、科研院所、央企，哪怕投错了也没关系，而把项目分配给企业特别是民企就比较谨慎。”有企业家说。

有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一些国家级的项目都要求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申请，初衷是希望利用高校院所资源，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实际上许多高校院所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还不如企业。

许多企业负责人呼吁，国家项目评审时，要平等对待高校院所、大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应重点考察技术水平和匹配程度，而不应以机构性质、大小等来权衡。

“萝卜”申请“量身定制”

来自企业的专家意见常常不受重视

■有的项目指南甚至连计算机的数量、品牌、型号都罗列出来，只要发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

“申请指南这样写，设置这些条件，行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项目是给谁的，项目在指南发布时就已经分好了。”说起某一年发布的“十二五”重大新药专项，成都一家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有点郁闷。

这位负责人说，国家战略本来只是指明方向，但有的指南设置一些不必要的条件，甚至连做药的靶点都很明显，几乎等同于“萝卜”申请。“这就好比买电脑，先规定要求什么牌子的，又规定13英寸，同时又要求红色，这些条件基本是排他性的，符合条件的就那么几家。”

更让该负责人吃惊的是，获得重大专项的项目中，有些根本就不是创新药，其中一些药企没有什么创新能力，理论上连参评重大专项的资格都没有。他还提到，某一年国家重大新药专项，某国立研究所占了将近1/3的项目。“这个研究所有资深院士，研究水平是很厉害。但在这个行业里，我了解彼此的水平，我们的水平不比他们差。”

项目指南的“套路”并非只在生物医药领域才有。调查中有企业反映，许多项目申报指南的条款，一看就是为某些高校院所或与之有关系的某些企业“量身定制”的。“有的项目指南甚至连计算机的数量、品牌、型号都罗列出来，只要一发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了。”有企业负责人说。

企业还反映，一些部门编制项目申请大纲和目录时，多数时候只在专家教授中讨论，很少考虑企业诉求，来自企业的专家比例也非常小。由于不了解市场，一些国家项目立项时就和市场离得比较远，甚至已经落后于市场。在一次项目交流中，一位企业技术骨干发现一个关于机床的国家项目准备立项研发，计划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其实，这家企业早就研发出了同类产品，而且远比立项要做的项目好。

“这是对科技资源巨大的浪费，真让人哭笑不得。”这位技术骨干说。

在某企业任总工的于小伟(化名)是国内机床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曾参加过相关领域的指南讨论和项目评审，但不久就发现自己说不上话，意见也没有分量。“一些管理部门似乎不希望企业的专家参与，请来的有些不是细分领域的专家，评审时写的往往是‘八股’材料，甚至说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不符合实际的话，这些话真正的专家是不敢轻易说的。”

不少企业建议，在科技计划制定、项目申报编制中有必要充分吸纳企业的科技骨干参与，让企业有充分的话语权，以更好地对接市场，避免科技资源浪费。

“红顶中介”借机牟利

仅仅按申报指南说的报材料，往往评不上

■有中介机构对企业说：“通过我们保证能评上!条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项目经费作为‘咨询费’”

申请高级别的国家项目一直是河南新天科技的心愿。多年来，企业一直在努力申报科技部的重大项目，但屡战屡败，从来没成功过。2016年，一家中介机构主动找到企业，对方打包票说：“通过我们来整理材料、申报，保证能评上!条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项目经费作为‘咨询费’。”

“这本来就不规范，我们企业哪敢做?而且要被拿走项目经费的30%，项目做下来后企业说不定还得贴钱。”新天科技董事刘畅告诉记者。

和新天科技一样，很多企业家表示，他们在申报过程中经常遇到打着咨询服务等旗号的中介机构。这些中介之所以有生存空间，正是看到很多企业想申请项目有困难，而它们手中有资源可以帮忙疏通关系。

四川某企业负责人说：“所有的项目都有申报指南，但仔细看这个指南，会发现该说的话只说了20%—30%，如果仅仅按指南说的报材料，铁定评不上。只有向中介咨询，才能打听清楚，写出符合要求的材料，而‘咨询费’大约就是项目经费的30%—40%。”

“企业去申请国家的科技项目，如果你不清楚立项如何评估、要害是什么，根本就申请不到，这其实是一种‘潜规则’。”成都振芯科技总经理助理海洁说，一些初创型小企业或者海外回国创业公司可能有技术，但对环境不熟悉，也没有行业资源，需要到各方面咨询。而有些信息政府没法提供咨询，企业有时只能去找行业协会下属的组织等第三方去咨询，这种第三方常常也扮演着“中介”的角色。

资源分配不平衡

非一线城市或不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获得项目支持的比例偏低

■项目评审专家几乎成了“兄弟伙”，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拿到项目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企业

调查中，四川、河南的企业普遍反映，我国科技资源的分配不够均衡，非一线城市或不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获得项目支持的比例偏低。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成都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上海拿到的生物医药科研项目几乎占大多数。

“有关部门在生物医药科技项目评审时主要请北京的专家，项目编制是他们，评审还是他们，长久就成了‘兄弟伙’。”该企业家告诉记者，每次参加科技部、发改委的重大新药专项申请答辩，虽然答辩效果很好，但由于“圈子”中的人不熟悉西部的情况，他们必须做得好出一大截才可能分到一杯羹。

这位企业家说，“兄弟伙”彼此都很熟，评审前基本已经打好招呼了，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蛋糕就这样切来切去。“拿到项目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企业，撑的撑死，饿的饿死。”

针对优化科技资源分配问题，企业认为，科技项目评审应以实力论英雄。同时，应兼顾公平，也鼓励创新，可以尝试在不同城市设定相应的比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比例高一些，但一些相对偏远的城市也应该有一定的比例。“科技资源不能总是集中在某一个地域，某几个系统。”(记者喻思娈、余建斌、赵永新、冯华、蒋建科、刘诗瑶、谷业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