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初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义工讲师的身份下乡讲授儒学。他们的主要组织机构，是尼山圣源书院。

短短三年时间，从市县到乡镇社区，“尼山书院”、“乡村儒学讲堂”、“百姓讲堂”已经遍及全山东，乡村儒学运动(“运动”二字为笔者所加，有别于三十多年前的政治含义)成了闻名全国的现象级社会改造典范。

这场“乡村儒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发起人和力行者，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哲学的教学研究，并热心于大众儒学、民间儒学的传播。

颜炳罡：今天社会非常需要儒学，大概是因为儒学尤其是通过儒学研究者所阐释的儒学与大众久违了，今天民众特别需要它。如果说什么困难，我们要面对不少人、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对乡村儒学的质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北京某位学者甚至对我们到乡村去推广儒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罪状”就是我们破坏了乡村的文化原生态。这位先生说，村庄骂骂街多好啊，村庄不骂街、婆媳不打架还叫乡村吗?在这样的先生看来，我们到乡下宣讲儒学，不仅无功，反而有罪。

其实，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乡村一直在变化，那位北京先生向往的乡村文化原生态早已不复存在。问题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乡村怎样变?出路在哪里?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衰败?许许多多出生于农村，长成于农村，通过高考制度而离开乡村的读书人可能都在思考。如果乡村要变好，我能做什么?很惭愧，自己既有权力，也没有资本，只是读了几本儒家的书、学得几句圣贤的教诲，觉得圣贤学问对己有用，对生活有用，对协调人的身心健康有用，对处理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关系、邻里关系有用，对安顿我们的生命有用，应该以自己所学来回报父老乡亲。我不是企业家，也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如果我是企业家，可以把资金带到乡村去，建设乡村;如果是权力的拥有者，那就运用权力资源去扶持乡村。我只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甚至圣贤书还没读好的人，只能根据我之所长来回报生我养我的乡村的父老乡亲，这是我从事乡村儒学的初衷。

当然，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也可以去乡村讲马克思主义;如果是研究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等等，你可以去讲嘛。平常百姓就不需要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马克思吗?我想同样需要。要讲给老百姓听，还得让老百姓听懂了，让百姓理解了，让百姓感到有用，我认为就是善行、善举。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知识，对社会、对国民素质的塑造都有益处，作为儒家的学者，我只能据我之所长，做我自己能做之事。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我们是不请自到，去宣讲儒学，也有的地方请我们去讲儒学。我曾概括我们尼山圣源书院学人：一群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的人。

除尼山圣源书院周边村庄外，近一个时期，我们乡村儒学推广到泰安、聊城、德州、潍坊等一些乡镇村庄。2015 年初，我与曾凡朝教授、刘云超教授以及我的学生李树超、王福海等在章丘市文祖镇三德范村进行了一年乡村儒学讲习。一年后，已经由一个村扩展到文祖镇十个村，效果良好。

在我们讲学志愿团，有大学老师、也是农民、退休中小学教师，听课的对象都是农民，年龄有老有少。三德范村比较大，我们将其作为培养乡村儒学讲师的培训点。这个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远近闻名的书画之乡、文化之乡。我们以这个村的乡贤如退休教师、退休干部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为主体，结合在职的教师以及我的学生，对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一定程序的培训，他们就可以出去传播儒学，讲授儒学，到其他村去讲课。如三德范村的张列才，是标准的农民，他就经常去讲课，并深受欢迎。有人问他：你跟谁学的?他说：我的老师是山东大学的颜炳罡教授。

乡村儒学的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其一，常态化的问题，其二是体系化问题。我们一直在探讨乡村儒学常态化问题，如何使乡村儒学的常态化一直是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常态化，首先要求乡村儒学的讲学要有自主性和落地生根意识。儒学存续与发展不是几个学者的事情，而是全民族的共业。我认为儒家学者应该摆脱“为往圣继绝学”的孤绝心态，让全民都成为道的传承者。道的传承，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情，人人都是中华大道、中华正道的传承者、弘扬者，人人也能够成为道的传承者、身体力行者，这叫以身担道。怎样才能做到让人人以身担道?我们应该探讨出一个乃至多个模式、型态。由是我提出三化：即“组织化、体系化，在地化”。乡村儒学、社区儒学，要追求这“三化”。

我以在三德范村实践为例加以说明。所谓组织化就是要把所在地乡村儒学推广进行合法化注册。我们的做法是在我们从事乡村儒学实践的村、镇，都相应建立类似于“传统研究会”、“国学研究与推广促进会”等等组织，在政府相应机构进行注册，取得合法性身份证。在三德范村，研究会要有常设机构，秘书长或办公室，有专门的义工负责。传统研究会下设学习专业委员会、书画与艺术专业委员会、红白事理事会、仁爱基金会。红白事理事会作用很重要，传统在乡村说到底是传统礼仪、风俗、习惯等的传承，红事就是喜事，白事就是丧事。红、白事在乡下都有专人负责，他们懂得传统的礼俗，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对保存乡村礼俗乃至移风易俗能起到重要作用。“仁爱基金会”，老百姓自发放点钱，一方面体现他们对乡村儒学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是联系乡村儒学志工与大众生活的重要管道。比如谁家儿女结婚了，象征性送一个礼物过去;谁家孩子生了，我们送一朵鲜花过去;老人过生日了，大家祝福一下，这样广大的村民和研究会联系起来了。

其二，乡村儒学要系统化、体系化。乡村儒学不能仅限于讲，还要有环境的营造，氛围的烘托，让人们走着、坐着都能感受到儒学的存在，圣贤教诲的存在。乡村儒学讲学一定要有固定的讲堂，作为讲学的固定场所。只要是我们所到之处，先建一个固定的讲堂。这些讲堂有的是利用废弃的旧学校，有的是乡村文化大院，有的就是学校的教室。这是重要设施。

乡村儒学光讲是不行的，重在渲染与陶冶，所以需要环境的营造。我们所进行的乡村儒学讲学的村庄，都会把《论语》、《孟子》、《贤文集》、《朱子治家格言》等古代经典中的名句展示出来，让老百姓走着、坐着都可以感受到圣贤教诲与他们同在。只要他识字，就会被感染;他不识字，同样会感受到斯文犹在。

每一个村里都有自己高音喇叭，主要是用来下通知。乡村儒学利用这个定期播放孝道歌曲、亲情歌曲，乃至重要学者的演讲，上课录音。让乡民耳朵、眼睛都能感受圣贤力量，促使百姓外化于形，内化于心。

儒学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生活。从小事做起，日行一善，大人小孩都可以躬行。这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的大能，而是“为长者折枝”这样的小为。

现在乡村儒学最缺乏的是讲师，是能讲、愿讲的老师。2015年，我们先在泗水尼山圣源书院，后在聊城海源书院举办了两期乡村儒学讲师培训班。两期培训有210余学员参加培训，效果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好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