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淮南大通区法院一桩刑事案件的庭审被外界围观。因为同步网络直播的缘故，公众得以目睹庭审现场，坐在旁听席的该院某副院长通过法警“传话”给主审法官、进而导致庭审延期的细节。辩护人当庭提出异议，现场一度陷入混乱。5月13日，涉事法院回应称，现场所递内容系司法解释文本，发现庭审可能导致程序违法，遂履行“审判工作管理监督的职责”。

一场普通的刑事案件审理，因为副院长的“传话”而中止，进而引发争议。往前追溯，核心问题在于对证人出庭问题的分歧：辩方认为指控事实“高度依赖口供”，提出相关证人出庭作证，但被合议庭以“证人不愿出庭”为由拒绝，辩方进而申请传唤己方愿意出庭(并已在庭外)的证人到庭作证，在合议庭许可、正在进行证人身份核实时，旁听席传来副院长的“及时提醒”，庭审延期。

刑诉法第192条，当事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法庭“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而此次经旁听席上的副院长“及时提醒”的则是最高法关于适用刑诉法的一条解释，庭审过程中，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司法解释第222条)。是不是申请新证人出庭，都必须生硬套用“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的解释，这需要结合其他条文予以准确理解。

新证人出庭，司法解释中的前置要素为“申请通知”，意即应庭审需要而传唤证人、但新证人并不在现场，法庭传唤证人到庭需要时间，这是审理延期的原因所在。这一点有刑诉法第198条更明确的支持，该条规定：在庭审过程中，“需要通知新证人到庭”、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本案中，辩方申请传唤的证人已到场，随时可以出庭作证，并不会影响审判继续进行，但却出现“旁听席遥控”的插曲，甚至一度引发法庭混乱，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证人已经来了，可以无障碍出庭作证，对于证人出庭率极低的司法实务而言，本是难得，但却遭遇阻碍，生拉硬套司法解释。虽然表面看，是对具体法律规定的理解争议，但实质上却可能出于对新证人出庭的恐惧，因“庭审现场不可控”的忧虑导致了旁听席遥控审判席的风波。总是想控制庭审局面，是本轮司法改革所要力图改变的“庭审虚化”顽疾。庭审延期虽只是时间拖延，但却可能直接导致证人被威胁、证言改变等情况出现，用延期为控审两方争取时间，是否才是庭审现场旁听席给主审法官普法的真正目的？

法院副院长即便在分管刑事审判工作，也依然只是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职务，其并非案件合议庭成员，在庭审活动中坐在旁听席，那就是一名普通旁听者，对具体案件的审理程序、实体问题，不应有所干预，哪怕是“及时提醒”。按照副院长当庭所传递司法解释的另一条规定，“旁听人员不得发言、提问”，更不得干扰法庭秩序，何况本案中证人当庭作证、不延期，并不会造成其回应中所称的程序违法。

2015年3月，《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出台，其中领导干部“采取中止审理、延长审限、不计入审限等措施拖延结案或者压缩办案时间结案”的行为被作为“特别报告事项”提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制度既出，实例也有，但像安徽淮南法院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旁听席遥控审判席”的做法，还是让人大开眼界，也瞠目结舌。领导以什么方式对个案施加影响，淮南的做法直接且仓促，司法实务中或许有比之更甚、更隐蔽的妙招，这都是对“司法干预全程留痕制度”的真实考验———干预会不会被发现，会否被记录，记录后如何追责，不记录又如何追究……

法院领导在旁听席遥控庭审，或者在庭审直播过程中通过高科技手段实时指挥庭审现场(2015年底，浙江永康检察院引入远程庭审指挥系统)，都从事实上弱化了合议庭、主审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要让对庭审活动的主导权、判断权回到法官，回到法定职权的依法独立行使。诉讼场合与程序的严肃性，不仅事关案件审理，而且决定了司法之于国民的点滴观感，影响人们对公正、专业以及法律的信任，小事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