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从1953年筹备建馆的湖北省博物馆对外宣布，将迎来为期4个月的闭馆建设。湖北省博物馆将通过“三期扩建工程”，成为一个集收藏保管、陈列展演、科学研究、技术保护、教育咨询等功能于一体，兼顾图书资料、影视放映、购物餐饮、休闲游玩等功能，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体量上都名副其实的国家一流博物馆。

风雨60年，湖北省博物馆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投身考古发掘一线，打下23万余件藏品的馆藏基础，并在其中遴选出郧县人头骨化石、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和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四大镇馆之宝。在这赫赫的发展历程中，强大的考古研究团队让湖北省博物馆走得更专业，上世纪末以来的四次大规模的场馆建设也让它更从容。

2013年，湖北省博物馆迎来了其新任掌门方勤。自1991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就一直在湖北进行不同方向的文物工作的方勤“对以考古发掘为主要藏品来源的湖北省博物馆感觉非常亲切”，“一个博物馆的藏品数量、类型太难计量，如果没有长期的了解，做起来是很痛苦的。”从考古研究所到博物馆、到文物局，再回到博物馆，方勤从来没有离开过文物。而湖北省博物馆的大多数文物都是在建馆之后的考古发掘中积累的，屈家岭、石家河的考古发掘为湖北省博物馆带来了史前玉器、陶器藏品，在盘龙城盘龙城、楚国、曾国出土文物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列成为湖北省博物馆青铜时期的重要研究内容，春秋中期楚墓到汉墓出土的大量漆器，曾侯乙墓、郭店楚墓、望山楚墓、包山楚墓、云梦秦墓出土的大量竹简，明代梁庄王墓、郢靖王墓出土的藩王文物最具特色从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层面勾勒出湖北省博物馆的楚文化文物权威。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近几年随州叶家山、枣阳郭家庙、随州文峰塔等系列考古重大发现，完整地解释了曾国的历史，为曾侯乙树立了一部“前传”。然而，方勤在这里想做的不只是文物，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有互联网、有文创产业，还有观众的好奇心和时代的精神渴望，湖北省博物馆和他能做的，不只是文物。

湖北省博物馆的三个时代：史前、青铜时代、明代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湖北省博物馆的馆藏体量达到23万余件、国家一级文物近千件，这样庞大的馆藏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方勤：我们馆的馆藏依赖于历代人的考古发掘。1953年湖北省博物馆建馆，1965年我们就有了越王勾践剑，但是湖北省博物馆的真正腾飞还是依赖于曾侯乙的系列文物发现。在曾侯乙墓的发掘中，出土的15000多件文物中有9件是国宝级文物，不仅有大家熟悉的曾侯乙编钟，还有大量兵器、青铜器。最重要的是，曾侯乙的系列文物发现还为湖北省博物馆贡献了一系列的研究人才，我们现在的很多考古学家都和曾侯乙的发掘、研究有关。通过曾侯乙，我们还开启了音乐考古的研究，这在国内的博物馆中还是走得比较快的。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在这么多的藏品中，湖北省博物馆的特色藏品有哪些?

方勤：以石家河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盘龙城和曾侯乙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以及梁庄王墓、郢靖王墓展示的明代文化是我们馆的三大特色。当然我们也有近现代、现代部分的文物展出，它们作为博物馆的功能来完善博物馆的架构，也是必须具备的内容。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湖北省博物馆的史前文化、青铜文化和明代文化是如何通过考古建立起来的?

方勤：石家河文化大概是距离现在4600到4000年前产生的，最早发掘是在1955年，它的发掘成果还是比较好的，遗址达到50多个，形成了大规模的遗址群，出土的青铜铜块、玉器、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也很清楚地表明这里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我们大学时候有一个长达一学期的考古实习，我的实习正好就是在石家河，整整半年的发掘奠定了我在文物工作上的思维习惯、工作习惯。我记得在石家河发掘出那批玉器的时候好兴奋，以前都不知道这么普通的一块土地，居然能发掘出这么重要的玉器，这个工作这么有意思。从学校走向社会一直是在不断成长的过程，考古发掘很接地气，这对年轻人来说还是很有触动的。

能够非常典型地代表青铜文化的曾侯乙墓是在1978年发现的，它的出土文物数量和种类在发掘的时候轰动了海内外。盘龙城的遗址是在1954年发现的，到了1974年和1976年，我们馆开始与北京大学历考古专业合作，做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1979年以来，馆里又进行了多次发掘，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基本上算是搞清了遗址的分布情况，做了商代建筑技术、青铜工艺、埋葬习俗、玉器风格、陶器特征这些方面的研究。2005年，我还没有进博物馆，但是也很巧合地参与了盘龙城的规划。那时候，盘龙城已经是市中心了，寸土寸金，大家都希望在那一块地上尽量多地争取一些地去进行建设。我们反复和专家进行讨论、现场勘测，最后把盘龙城的保护范围控制在6点多平方公里，到现在这都是让我很欣慰的一件事。

明代文化是我们馆很重要的一块，在湖北的文物体现上也非常重要。从小的方面来讲，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有梁庄王之墓;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湖北钟祥有明显陵这样的世界文化资产。现在经常谈海上丝绸之路，真正能从文物上正门海上丝绸之路的就是我们这里。在梁庄王墓出土文物里，有一件铜器上的铭文不仅刻着“永乐十七年”，还写着铭文“西洋等处买到”，那些出土的金锭是永乐十七年在西洋等地方买到的，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同时，你会注意到，同期梁庄王墓出土了大量的宝石，包括蓝宝石，但是宝石不是我们国内的产物，恰恰是历史上讲的西洋这些地方才有的。说到郢靖王墓的挖掘也特别有意思，那时候我还在湖北省文物局工作，做挖掘的时候发现那个石门特别紧，后边还卡着一个顶门闩，怎么都打不开。有一个著名的文保专家跟着我们的发掘团队，他建议把石门锯破再打开，我就很发愁，这个石门是文物，锯掉肯定是不行的。后来我通过明显陵管理处找来了40多个建筑工人，把石门完整地倒着拉出来了。门打开的时候是凌晨4点钟，我特别高兴，为了保护现场不被扰乱，工人和考古队员都不能进去看，我跑到石门口很清楚地看到了梅瓶。在这次发掘中收获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成为湖北省博物馆中与郧县人头骨化石、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齐名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湖北省博物馆的四次大规模馆建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今年2月底，湖北省博物馆发布《湖北省博物馆关于闭馆建设的公告》，宣布闭馆4个月，造成这次闭馆的“三期扩建工程”是什么工程?

方勤：这次闭馆主要是因为三期扩建工程即将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所以实行从3月1日起进行为期4个月的闭馆。2011年湖北省博物馆就启动了三期改扩建工程，但是，在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是保持着“边开放、边建设”的原则，这次的闭馆主要是为了完成新馆、旧馆的设备对接，实现功能升级。工程完工后，博物馆建筑面积已经达到了11万平方米，展陈面积约3万平方米，成为一个集收藏保管、陈列展演、科学研究、技术保护、教育咨询等功能于一体，兼顾图书资料、影视放映、购物餐饮、休闲游玩等功能，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体量上都名副其实的国家一流博物馆。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除了2011年至今的这一次场馆建设，湖北省博物馆似乎还有1999年、2005年和2007年的三次场馆建设。

方勤：1953年筹备的时候，省博物馆还居无定所。1960年，我们正式在这里安家，现在这个建筑还在我们馆后边。1999年建编钟馆，里边设有曾侯乙编钟展厅和编钟演奏展厅;2005年建楚文化馆，展馆有300多平，陈列面积达到4000多平米，不仅有常规的文物展示，还利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2007年八馆开放，展厅面积达到1.4万平米，基本上和两边的编钟馆、楚文化馆形成一体两翼的建筑结构。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在这一次场馆建设之前的编钟馆、楚文化馆和综合陈列馆的建设是怎样的?

方勤：1999年和2005年的建设，我们统称为二期工程，对于有着23万余件藏品、近千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湖北省博物馆来说，两个展馆的建设仍然属于基本建设。而2007年的八馆开放，尽管还是以展览为主，功能不全，但是对我们馆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基本上确定了湖北省博物馆的文博大馆地位。今年下半年的工程完工后，我们的文保中心、观众服务中心，包括研究中心都齐全了，设施、设备的功能上也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馆。

这是好的时代：从学术高地到文化热点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2007年湖北省博物馆进入免费时代，在当时这应该是一个并不容易的选择吧?

方勤：确实是，尽管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年可是一件大事。中国的博物馆所面临的状况和西方不太一样，法国曾经有一年尝试免收博物馆门票，免费的参观率和收费的参观率相差只有5%，因为它的文明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博物馆作为和衣、食、住、行一样的生活消费品，大家能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中国的博物馆免费与否仍然会带来参观量的差别，因为我们的文明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博物馆还要承担历史文化的“基础性教育”。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近几年，来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有变化吗?

方勤：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做观众普查，我们的观众量每年以160万为保底数，高峰期在160万——180万之间，是非常稳定的;到我们馆里参观的百分之七十的观众是30岁以下的群体，他们主要来看编钟这些经典文物，新的文物只是作为补充性观看，这些数据对我来说还是出乎意料的。国务院今年发了一个加强文物保护的意见，其中有一个词用得特别好，把文物称作是国家文明的“金色名片”。中国现在经济发达了，但是文物保护仍然处在需要不断提升的阶段，这个大国的文化记忆、民族传承还需要提升，这些对民族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

我一直保持着去展厅里转一转的习惯，特别是人多的时候，有的观众他才进展厅的时候会很兴奋地大声说话，过一会他自己就安静了，这是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博物馆的烦恼和欣慰经常是一起的。现在消费时间的方式这么多，可以看电视、可以逛街、可以睡觉，但是这些观众仍然选择了节假日来博物馆，他们都很可爱。面对着他们，我们在展厅管理中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是弱小的。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那么湖北省博物馆在与观众比较贴近的文创方面是怎样考虑的?

方勤：2013年年底，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坎贝尔(Tom Campbell)上任不久到我们馆走访。大都会每年在文创上有8000万美元的营业额，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也有6000万，我就特别想知道大都会博物馆餐厅的营业额，托马斯告诉我，尽管他们的餐厅要提前15天预订，但是餐厅并不会带来盈利额。这件事让我们清楚得看到它作为一个私立博物馆要考虑利润，但是仍然是把文创放在如何满足观众的需求层面上。

湖北省博物馆入选了全国十大文创基地，这在惊喜之外更多地带给我的是压力，因为作为一家公立博物馆，我们仍然在体制范畴内。比如编钟演出，我们也想做得社会化一些，看看有什么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仍然要保证它的公益性。目前我们与几家企业的文创合作还是做得挺不错，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在武汉汉街卖我们馆的文创产品，这也是博物馆的延伸。他们开发快，自由度也大，有市场的压力，应该是会做得越来越好。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伴随着网络的传播，文博机构的新时代发展模式引发了越来越多人对古代器物的关注，湖北省博物馆如何利用这样的时代背景迎来新一轮发展?

方勤：去年11月马云来我们馆参观引起围观，并且成为一个新闻事件，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在大家眼里，湖北省博物馆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地方，马云这样和新科技并行的企业家怎么会去看博物馆呢?这个事件成了当天的新闻热点，湖北省博物馆因为马云在那几天有了很高的点击量;反过来想，湖北省博物馆这样的公众形象也让社会对马云有了不同于往常层面的了解。这个现象很有意思，马云的互联网行业身份在一个传统的博物馆发酵的新闻事件，实际上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缩影。

互联网对整个商业、整个社会产生了这么强烈的冲击，如果博物馆在这方面还没有动作，博物馆就要被年轻人淘汰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被未来的社会淘汰了。前几天几乎每个人的微信都在转发海昏侯的文章，一个人转发到朋友圈，他的朋友再转发给朋友，这种浏览量难以估量它的浏览倍数，传播太快了。无论是哪个行业，对于这样剧烈的时代变化仍然无动于衷，那肯定是要出局的。

所以，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社会在慢慢增大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胃口，博物馆遇到了信息时代的转型机遇，遇到了全民媒体时代的热情。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一些数字化推广，智能化的博物馆、微信平台、导览APP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些远远不够。我们是楚文化的集大成，在这里你能看楚国祖先的衣、食、住、行，无论普通大众还是学者专家对这些文物背后的生活都是感兴趣的，未来我想做的不仅是楚文化的学术权威体系，还是海量知识信息库，并且这些信息还是即时的、具有互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