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自信地认为这是一部会让中国人感到“青出于蓝”的书籍，他的自信源自何处?我们从中能体会出哪些道理呢?
《资治通鉴》是和《史记》齐名的史学名著，由北宋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司马光撰写。因当时的神宗皇帝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资治通鉴》。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403年)，下至周显德王六年(959年)，写了总共1362年的历史，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中年代最长的一部。正因其为煌煌巨著，不仅在我国流传甚广，就连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受其影响颇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历史的窗口之一。日本曾多次翻印《资治通鉴》，使其成为在日本最广为流传的中国史书之一。
笔者收藏有一套在日本嘉永二年(1849年)翻印自津藩有造馆藏，由天保丙中校刊的《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148册。这套《资治通鉴》是笔者朋友、旅日学者祖博士在日本留学时为笔者购得。他在日本的旧书市场闲逛，发现了这套书，因知道笔者喜欢收藏古书，遂打电话询问。对《资治通鉴》甚是钟爱的笔者，自然不会放过这套好书，便求他买下来，寄回国内。因当时的印刷术在日本已经十分普遍，这套《资治通鉴》算不上什么孤本善本，但日本印刷的中国古书对笔者来说还属首次收藏，所以被笔者视若珍宝。
在书籍的跋文《刻资治通鉴跋》中，交代了翻印这套《资治通鉴》的来龙去脉：“伊贺龙少将藤堂公之太祖高山公，方庆元之际有大功劳于国家，嗣后奕世相承，享封于大国，为诸藩之领袖。至于先矦诚德公，新建簧馆于津城东濠，以丕揆文教;又手述高山公功业，有聿脩録之著，垂范来昆，殆乎可谓中兴矣。今矦继其志，伟绩亦匪尠，幕朝特有赏赉以旌之，於戏，可谓懿且荣矣!公听政之暇，恒潜思于经术，旁及古今史籍;最喜涑水之撰往者，命翻雕之。储诸簧馆，原书系陈仁锡评本，分属儒员数名，偏觅异本校订之，表同异于栏外，庶乎无复纰缪。余因为汉土书籍，舶致于我者，宋元以来，至今不绝。如斯书亦逐年增益，不知见在为几百千部。固无待于改椠然至于校订之精，罔或遗漏，则此刻盖有优胜于西土通本者，幸再入于西土，则彼称其出蓝必矣!属者矦俾余追书以道其由，乃不辞而跋之如此。嘉永二年乙酉夏五月中澣，幕府讲官伊藤坦撰。”
这篇颇具古文功力的跋文把事情交代得非常清楚。这套书是奉幕府藤堂伊贺龙之命翻印的，正是因为其祖先之功，得享大名，随后印书以享后世。写跋文的人叫伊藤坦，是当时幕府的讲官。看来，在当时我国流传到日本的书籍已经有成百上千部之多，这套《资治通鉴》正是以明代大学者陈仁锡点评的本子为蓝本，经天保丙中校刊而成。
伊藤坦感叹：“如果此书有幸再流入中国，他们肯定会感叹‘青出于蓝’!”是否青出于蓝，还得经过对比和鉴别才能知晓。不过，现在真如他所料，这套书已经流入中国，这对于中日文化交流来说也算是幸事一件。
文化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妄自尊大，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不断学习，才有创新和进步的可能。通过这套一百多年前的《资治通鉴》，可以一窥日本学者的治学精神，一探日本人之严谨，也算是一种学习。所以，这套《资治通鉴》不仅是一件收藏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佐证，从中更能进行学习和解读。对笔者来说，它实在是一件难得的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