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这个人，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提到他的摄影作品《俺爹俺娘》，人们马上会想起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那个感动京城、轰动全国的摄影大展。如果说《俺爹俺娘》表达的仅仅是焦波的孝道和感恩，那么溢出《俺爹俺娘》之外的是中国农民伏地而生、挑战宿命的妥协和挣扎。2012年，焦波带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在校大学生摄制组，在离自己故乡100公里的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杓峪村一住就是一年，拍摄了一部关于农村的纪实电影《乡村里的中国》，几乎囊括了2013年、2014年度中外纪录片所有大奖。

为了纪念他的爹娘诞辰100周年，摄影家焦波从12000多张摄影作品中精选了百幅老照片，加上数十万文字，推出《俺爹俺妈》(百年纪念珍藏版)。4月23日，焦波现身“中信云舒馆”举办的向深圳市教科文基金捐书仪式，为大家讲述爹娘的往事、自己的创作以及对乡村文化的理解。

爹娘60岁那年春天，我和女朋友要给从未见过照相机的爹娘拍一张合影。爹娘说啥也不愿意两个人拍，非要让我和女朋友一起拍，而且就拍一张。娘说，别老给俺照，俺长得又不好看。爹说，一张底片要好几毛钱，我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才挣一毛五分钱，不能浪费。在我的镜头里，爹娘一天天在变老，怎么留住他们呢，只有镜头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

我的镜头记录了爹娘的日常起居、记录了爹娘的辛勤劳作，也记录了爹娘的磕磕绊绊、相濡以沫。他们吵过闹过，年轻时甚至三年不说话。我问爹娘：“你们怎么不离婚呢?”爹说：“离婚，咱家不兴这个，结了婚，就像钉子砸到木头里，再也拔不出来了。”

娘说：“俺让你爹吵了一辈子，生了他一辈子气，但有时还怕他不吵，他嗓门一小，就是身体有毛病了。”有一次，爹把娘气病了，我和姐姐批评爹，让他给娘道歉，但他就是不说。我发现，在娘打吊瓶的那几天，从来不下厨房的爹又烧水，又做饭，特别勤快。

1999年初，87岁的娘得了一场大病，元宵节那天，医生宣布娘病危，说，最多两个小时娘就走了。就在这时，爹说：“我试试她的体温高不高。”说着走到娘的身边，两腿跪在灵床上，慢慢俯下身子，双唇贴近娘的脸颊。从来没说过“我爱你、我错了”的爹竟然要用现代人的表达方式向娘告别，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我意识到一个感天动地的镜头即将发生，于是我跪在地上连续按动快门。娘没有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娘的眼皮在动，手也在动，娘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到2004年娘去世，她又多活了整整5年。

远离家乡，爹娘想我，我想爹娘。我每个月都要从北京回去看爹娘，每次离家时，我都不让娘送，娘也答应不送，但当走远了我一回头，娘总是跟在身后……有一天，我离开家时已是晚上10点多，山村里没有一点灯火。娘拿了手电，执意送我到大门口，将手电光照到通往村外的小路上。路上的光越来越淡，直至消失。我知道已走出很远了，但回头一看，那束手电光依然在那里晃动。在黑黑的夜里，我看不见娘那矮小的身躯，但我知道在那晃动的光束后面，有一双昏花的眼睛直直地望着黑漆漆的远方，望着比手电光照得更远的地方。

这就是俺娘!俺的亲娘!

1998年12月1日，在娘86岁生日那天，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俺爹俺娘》摄影展，请俺爹俺娘为影展剪彩。娘突然病倒了，但她强硬出院，在火车上打着吊瓶到北京。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里，爹娘用在家里磨好的剪刀为我的影展剪了彩，为儿子的孝心剪了彩。

爹娘有一个让他们骄傲的儿子，也有一个智障的儿子，那就是我的大哥，大哥生活不能自理，让娘操了一辈子心。娘怕他饿着，又怕他冻着，每天夜里总是起来给他盖被子。娘在82岁那年，在给爹和自己做好了寿衣以后，又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给哥缝寿衣。缝完以后，娘对我说：“你哥哥一辈子没成家，他穿着娘做的衣裳走，我放心了。要是他死在我后边，你记着，他走时千万给他穿得板板正正的。”爹感慨地说：“别看你哥哥命不好，但是70岁了，还有爹有娘，天底下有几个人比得上他呢!”

2002年秋，娘过九十大寿。寿宴之后，我要再给爹娘照一张合影，爹拉着娘的胳膊，使劲往自己身边拽，还使劲把头向娘那边歪，爹一边拽一边说：“从小的夫妻到老亲。”爹娘把最美好的瞬间留在了我的镜头里。没想到，这竟是爹娘的最后一张合影，一个月后，爹走了，一年多后，娘也走了。

访谈：

记者：为什么选择乡村作为一个创作基地?您是如何保留这份乡土情怀的?

焦波：我们的根脉是爹娘，爹娘的根脉是乡村、是土地。我们无论走到哪里，要知道出发的地方、知道我们的根脉在哪里，这也是我这些年记录爹娘、记录乡村的一个动力。

记者：起初您只是为了记录爹娘的影像，但是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乡村生活集大成之作。实际上，乡土影像也代表一种乡土精神，您怎么理解这种乡土精神?

焦波：乡土精神是我们根脉上的文化精神，是从农耕时代传达出来的文明信息，它的特点是质朴、和谐、规矩，这些都是从老祖宗传下来的、从土地里冒出来的。我觉得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就在于有这种乡土精神的支撑，无论世界怎么变化，这种精神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应回归并发扬这种精神。

记者：您从事乡村影像创作有40年了，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责任，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乡村责任的?

焦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乡，但那个故乡在变，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那个模样了，而且在一步一步沦陷，甚至在消失。作为影像工作者有一种责任——赶快记录这个心中的故乡、心中的乡村、心中的土地，把这个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看，让他们知道老祖宗曾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他的根是什么，那种最原始的、最重要的根脉曾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存在过。

我拍摄的《乡村里的中国》就是透过一个村子365天的生活，反映了一个大中国的概念，那些景物的细节描写和长镜头，将一个沂蒙山区的小村庄的美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里面还有故事。主人公杜深忠对乡土感情很深，但在片子结尾处却对儿子说，如果不是自己出不去，绝不会留在这里。他盼着自己的儿子能离开乡村，离开脚下的土地……为什么农民不喜欢土地?因为对他们的回报太少。所以，影像工作者要担起这种责任，回到乡村，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