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老师存在的意义：学生在网上可能看到一点、两点，涉猎的整体是比较新颖、个别和孤立的知识，而老师是去弥补这种网络学习的不连续性和不系统性
学生认为：一堂好课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受益;其次是带给学生的感觉，和蔼可亲，表达准确利索;最后则是课堂的趣味性
教授认为：讲授一门能收获学生“好评”和“点赞”的课，老师最起码要做到三点：全面掌握这门课的“学问”;切中社会新的脉搏;讲“需要讲的东西”，同时还得“打到点子上”
“大二的课件，老师现在又拿出来讲一遍。其实好好备一次课也挺省事的。”就读于某985高校新闻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章林忍不住在朋友圈“吐了槽”。
从本科“直升”同校同院读研，章林在课堂上邂逅的老师多是熟悉面孔。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研一下学期一门与大二名称相近的课上，曾教过章林的老师直接“甩”出了原版课件，他只得硬着头皮又听了一遍。“那些案例早都过时了。”章林说。
在大学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江湖”里，学生对老师的反馈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还可以，一般般”，是最为平常但也勉强及格的答案;“精彩绝伦，学到了很多东西”实属可遇而不可求;而另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老师的科研能力和知识水平也许很高，但一讲起课，却遭到学生的频频拍砖——“讲得太烂了”。
很多老师也有这种焦虑。“大学老师如何才能讲好一门课?”这个问题被写在了知乎上，吸引了8400多人关注，最高票数的答案已经达到2.1万个赞。
“你就是个小锁匠，你的工作就是打开一扇门，孩子们自己会选择的：进去晃悠晃悠，或安心坐在门口。”作者梁边妖在这个最高赞同的答案里说道。
讲好课怎么成了老师的噩梦
告别讲台已好几年的april li，在知乎的问题下坦承，她时不时就做噩梦：“学生在梦中严肃地说，老师你讲的我们在网上都查得到，为啥要来上你的课?”
这样“提心吊胆”的经历，不少老师都有过。在大学的课堂上，老师往往面临着多重压力：教务要对自己考核，有了评教系统之后，学生意见权重增加。除了正规“打分”以外，其他“显而易见”的反馈也不少——比如，选课的人是爆满还是寥寥无几;教室空出的位子前排多还是后排多;学生选择抬头听讲还是更愿意齐刷刷地埋头玩手机?
即使在中国的顶尖学府北京大学，肖炎每学期都会遇到这样的老师——几个学期开同一门课，PPT常年不换，照本宣科地朗读，没有太多板书，所出的试题里甚至经常“照搬”往年原题。
每当身临这样的课，肖炎和许多同学一样选择不听讲。
“虽说大学主要靠个人的自觉性，但一个课讲得好又能教给学生生活技巧和生活体验的老师更重要。”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精品课)学院的本科生林曦表示。吉林大学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陈哲也说，“很多课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老师的魅力和情怀”。
“课越来越难讲反映的是老师的一种心态，因为现在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副院长王济军，目前还在坚持做一线教师，在给学生讲授新闻摄影课程的这些年，他体会到了学生学习知识的变化。
学生喜欢的好课首先是老师有魅力
王济军认为，在这个时代老师存在的意义是：学生在网上可能看到一点、两点，涉猎的多是比较新颖、个别和孤立的知识。而老师去弥补这种网络学习的不连续性和不系统性。
“老师要通过穿针引线，把学生那儿的‘珍珠’系统化地整合起来。”王济军说。
在教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征看来，“成为优秀的思政课教师，的确很不容易，综合素质要非常高。”
多数的思政课理论条目多，教学起来相对僵化，课程本身就给李征带来不小的挑战。她记得，有一天，同学们甚至为此和她争执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恩格斯，讨厌书本上各种僵硬的理论，“他们起劲地商量如何运用各种方法来对付这门‘无聊’的课程”。
有同学甚至对她说：“若不是看老师的面子，我们早就像其他班那样爱去不去了。”但李征却无法为这种“特别的面子”高兴。“这一刻我突然明白，光动之以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晓之以理。”
为了这个“理”，李征开始告诉学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高高在上”，不是心中只揣着“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她讲到了马克思下跳棋，恩格斯会马术，讲到他们的文艺品位等等。
“如果我们能从简单化的脸谱转向丰富生动的历史面庞，就会使革命导师及其科学理论走下神坛，走进我们的生活。”李征说。
目前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读博五的蒋梦颖，与大学课堂“打交道”已经快10个年头了。在学校，她最怕的就是“课本身没意思，老师又讲得昏昏欲睡”。
但求学这几年，蒋梦颖还是遇见了几位好老师。本科时，一个教“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老师让她对这门课的态度“反转”。“本来以为自己不感兴趣，但这个老师说话特别犀利、特别逗，只要老师讲得好我还是乐意去上的。”
蒋梦颖对“好课”还有更多的认知：“当然不是每门课都能追求趣味性的，我大学时高等数学的老师都挺棒的，那类课谁也不会说有意思，但是不排除它是一门好课。”
蒋梦颖觉得，对大学老师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受益;其次是带给学生的感觉，和蔼可亲，表达准确利索;最后则是趣味性。
让肖炎念念不忘的，则是大二上学期选修的一门新制度经济学。这门课的授课老师是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课上，周其仁总是不断启发学生“问出点儿名堂来”。
周其仁要求学生课下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发邮件给他。每周，他都会挑出最有意思的几封，邀请发送者共进午餐。
肖炎第一次被选中参加这个大名鼎鼎的“学术午餐”时，激动而惶恐地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要和周老师一起吃饭啦。”当如约坐在周其仁身边时，肖炎的心立马落地了。“周老师很亲切，文章他都很认真地看了，他会把你写的内容大致跟其他几位同学介绍，让大家一起参与讨论。”这顿“学术午餐”，通常会吃3到4个小时。
肖炎发现，周其仁每学期都会更新讲课的内容，有时候还会推翻去年讲的东西。“周老师衣着很整洁，从细节上就能让人感受到一个优秀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可遇不可求?
现在的许多大学，课堂都有着不小的容量，甚至，三四百人同时就坐的大课也并不“新鲜”。
一个好的大学课堂应该是什么样子?首先，人数不能“超负荷”。“如果让我回忆最喜欢的课，我最先想到的是你能参与其中的，只是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的课，我一定回忆不到。”蒋梦颖说。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庄永志，现在开设了“非虚构写作训练”的课程。最初，他只想招10名学生，后来选课的人数“翻了倍”。他只好在课上明确地告诉同学：“想写长作品的可以选，如果只是为了分数，最好别选。”
“一门优秀的课首先是能够让所有人参与，寓教于乐更佳。”林曦表示，在她曾经选修的一门志愿服务类的课上，每次老师都会设计小游戏，“看似普通的游戏，其实都有对应的点。”
王济军进一步提出，“好的课应该是教学相长的课”。同时带两个新闻班的摄影课，王济军看着学生们上交的片子，好几次都不禁想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也受到了很多新的触动。“学生们是在用心观察，很多被我忽略的东西，在他们的片子里能看到，这对我也是一种启发。”
为什么好课总是寥寥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阮齐林看来，讲授一门能收获学生“好评”和“点赞”的课程，老师最起码要做到三点：全面掌握这门课的“学问”;切中社会新的脉搏;讲“需要讲的东西”，同时还得“打到点子上”。
对于大学老师而言，教学和科研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也就产生了部分人的“尴尬”——“教学好的老师可能科研不太强，科研强的老师有些真讲起了课又不太像回事儿”。
个性签名为“非典型大学老师”的常子冠在知乎上表示，自己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琢磨教学上。“应该说，课堂上获得的成就感绝不是拿什么比赛的奖，发表几篇没人看的论文能相提并论的。”
但这个让他能产生成就感的课堂，也存在着一些烦恼。相比于科研成果能为评职称和年终考核加分，这个教学的产出却总是“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具象化，“能量化的只有时间，把课时数填在年终总结里而已。”
复旦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郁喆隽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科研压力迫使青年教师在时间分配上以科研为先，“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每年都必须申报研究项目，在国内高校普遍‘重研轻教’的背景下，青年教师着力课堂教学缺乏制度性的保障。”
“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大环境中，偶尔会有单兵作战的孤独。尽管不是刻意为之，但仍感觉自己就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常子冠在知乎上这样写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