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5集纪录片《解放》于6月27日起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每集60分钟。它聚焦1946年至1951年这段时间的历史，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推出。
有关解放战争的影视作品，已经不计其数，《解放》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运用了哪些新材料?有哪些新突破和独家揭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该片制片人黄炜。
大量珍贵档案曝光
打破惯常“套路”
黄炜说，以前相关题材的纪录片往往表现解放战争本身，采取宏大叙事和全景描绘，而且重点描绘领袖和将帅，《解放》打破了这个“套路”。该片还有一个副标题，即“人民的选择”，“本片就是要告诉观众：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当面对关乎自身命运的生死抉择时，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一根本立意下，该片主人公不仅是领袖、将帅，更是各阶层人士，叙事角度也是人民的视角，“解放”的含义也就不仅停留在战争层面，而是上升到“国家的解放”“人民的解放”和“思想的解放”层面。
黄炜认为，从细节上来讲，《解放》突破的地方很多。该片利用了很多珍贵的“个人化”档案，如国民党政府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的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1949年上海解放的全过程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从疑虑到拥护的完整心路历程。再如解放军四野战士赵玉灿入城前亲笔写下的“决心书”中说：“如果打扫街道，有金砖手表也不动;群众纪律，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也不动;美女金表买不动我心。”质朴的笔触体现出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作风。
美国圣智学习机构旗下盖尔出版社，为《解放》独家提供了超过4万页档案，在国、共两党以及普通百姓以外，为该片提供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视角。比如，1949年，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来到延安，经过观察，他提交的第16号报告中说：“政治盲目且完全自私的国民党领袖所担心的唯一问题，是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他们缺乏民望，也没有勇气采取必要的改革来重获民望。而中共所考虑的问题则恰恰相反。这场战争给予了他们一个成长并极大提升影响力的机会。”这段出自美国人笔下的文字，格外具有说服力。
《解放》摄制组还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合作，共获得100分钟的影视资料。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搬上电视荧屏独家播出，令有十余年审片经验的党史专家惊叹，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些珍贵视频。其中有不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拍摄的新闻影片，这成为《解放》的又一大看点。
采访各阶层人士
为亲历解放者留下影像
《解放》摄制组此次的采访非常全面，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员都有涉及，还包括起义的国民党将士。一位国民党老兵曾一度心存顾虑，摄制组做了很多工作，光电话就打了50多个，最后这位老兵放下了心理负担，采访的效果非常好。摄制组还采访了大量普通百姓以及他们的子女。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保护工厂的纺织女工杨富珍;帮助解放军寻找船只并第一个随军渡过长江的安徽渔民马毛姐;转战陕北时期见到过毛泽东的陕西农民吴桂兰等。
黄炜说，采访也获得了一些首次搬上荧屏的感人画面。在山东潍县，摄制组采访普通村民时得知，当年解放大军进驻潍县张氏村，无柴草可用，2000多名村民自发组织集会，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砍伐村中视为圣地的墓田老林，给子弟兵做柴草。最后，两株近千年历史的松树，被解放军特意保护，留存至今，通过镜头，它们成为历史的见证。
摄制组还抢救性地采访了一批解放的亲历者，如在新疆和田采访了一位已经103岁的维族老人，留下了宝贵的影像。
在大江南北实地拍摄
求真求善
这次《解放》的摄制，主创们完全走出了摄影棚，全部实景实地拍摄，黄炜说，主要目的还是求“真”。
摄制组深度走访、拍摄了全国48个地区，从零下30摄氏度的东北佳木斯，到40摄氏度高温、到处是毒蚊子的西双版纳;从荒无人烟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到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无不留下摄制组的足迹。在东北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下，摄像机基本处于罢工状态，工作人员隔一段时间就要把它抱在怀里暖和一会儿，才能再次拍摄。
有些地方，摄制组甚至去了多次。比如今年初春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拍摄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棵许晓轩烈士亲手种下的、已有60年树龄的石榴树。为了尽善尽美，5月中旬摄制组特地再次前往重庆拍摄了这棵树亭亭如盖的情景。
黄炜还介绍了一些摄制组的“内幕”：比如成员平均年龄二十六七岁，在拍摄前都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在脚本创作前，摄制组进行了2个月的实地采风、采访。
这部片子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揭秘。对于一贯坚持“熟悉的事情陌生化”“宏大的事情细节化”的《档案》来说，在貌似大家熟知的大事件中找到不为人知的细节并非难事。比如，我们都知道“推翻‘三座大山’”的说法，但事实是毛泽东主席起初在《愚公移山》中提出的是“推翻两座大山”。第三座大山是什么时候加上去的?再如，大家对开国大典并不陌生，但开国大典时，有一个人被毛泽东临时拉到自己身边并站在了毛泽东的正后方。这个人是谁?毛泽东又为什么对他特别关照?
这些问题，请到《解放》中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