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站在宏大的陶寺遗址上，令人有穿越时空的震撼，仿佛看到华夏始祖正在这片肥沃的大地上凿井造田，往来耕作;开窑升火，烧制陶器;号子如潮，夯土筑城，创造着最初的文明与神奇。
此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公布的内容让世界震惊不已：
山西临汾的陶寺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主脉;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比河南二里头发掘的夏商遗址还要早500—600年，是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尧都，正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
至此，沉睡了4300多年的“尧都”惊世亮相，揭秘最早“中国”之传奇。
陶寺遗址，向世人揭开神秘的面纱
“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竟然埋着一个辉煌的王国。”临汾的百姓惊叹不已。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文物普查时初步发现，1978年春，正式开始发掘。1979年10月27日，发掘队员有了重大发现。当日上午，在清理探方东壁附近地层时，发现了一座大型墓的墓坑线，初步断定是一座较大的深墓坑。下午快收工时，奇迹出现了：在墓坑西壁偏北部，整齐排列的3件陶质容器展现在人们面前。
此后，考古工作者一鼓作气进行了长达7年的田野发掘，直到1985年夏天，陶寺遗址的发掘才暂告结束，共揭露面积7100余平方米，其中居住址部分2100平方米，墓地5000平方米，获得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随葬品，包括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和铜铃等，尤为重要的是，在一块陶器残片上还发现了朱书文字!这些珍贵文物因初步证实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而震惊世界。
2001年，陶寺遗址列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考古担负起证实“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任，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重要遗迹的发掘。2001年发现中期大城，2002年发现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墓，使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中期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紫禁城的面积。
2003年，考古人员又在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发掘出一个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兼具观天授时与祭祀功能的观象台，它的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建筑形状奇特，结构复杂，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陶寺文化的最大单体建筑。
至此，“尧都”渐次浮出水面——陶寺作为中华大地上曾经辉煌的一个古老王国，在尘封4300多年之后，终于向世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
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是历史长河中一座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与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
几乎参与了陶寺发掘全过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介绍说，陶寺城最早兴建于距今45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早期，最初只是一个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小城。陶寺小城分布在陶寺村西南，形状接近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由于几千年风吹雨蚀，陶寺小城原来的地貌已遭到严重破坏，地表形成了数条大冲沟。小城东墙在修建时采用了板块式板筑夯土技术，这在当时已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筑城技术。西墙南段则为先挖基槽，然后逐层夯筑而成;南墙西段则是另一番“景致”，城墙墙体平地起建，与墙址连为一体。
小城的城内南部边缘有一片贵族居住区。这个居住区大致可分为两个小区，西区为下层贵族区，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东区为上层贵族区，也可称为“宫殿区”，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
专家推测，如同今天的城市扩张一样，也许是因为人口增加，旧城不能适应陶寺王国的发展，这座小城在使用了大约200年后遭到废弃，人们在它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扩建了一个新城，这就是陶寺中期城址。
中期城址分为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两部分，城长1800米，宽约1500米。在大城东部还发现了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是陶寺文化早期或中期居民的粮仓。
作为如此浩大的一座早期国家生成阶段的都邑，专家测算，陶寺城址早期经常性人口在1万人左右;中后期人口数在3万—8万之间。
不论是从城垣的规模还是从城址的功能看，陶寺城址无疑是史前城市发展的顶峰，完全具备了后代都城的性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说：“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
陶寺，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实证
临汾陶寺为何是最早“中国”，这要从陶寺遗址发掘的圭表说起。在陶寺文物展示厅，何驽说：“这些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漆的木杆和玉琮、玉戚就是‘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或石柱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圭’，是在陶寺一座中期大墓中出土的。”与木杆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是作为游标、景符、垂悬附件来使用的，组合构成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实物工具套，距今已有4100多年的历史。
2009年6月21日，夏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专家学者们在陶寺观象台，用出土的“圭、表”1∶1的复制品进行验证显示。专家学者们对这根木杆的每一段色带从1—44编号，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的计算，结论是：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别用于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长判断，而11号的刻度为1.6尺，与《周髀算经》“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记载吻合，证明陶寺就是其所记载的“地中”。这表明，陶寺遗址“圭表”测影不仅可以确定农时节令，更重要的是确定“地中”，进行大地测量。何驽比喻说，这一“地中”的规定，正如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确定的全世界标准时和地球 0°经线一样，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
在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即所谓“王者逐中”。何驽说：“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陶寺遗址是我国最早的都邑性遗址，已进入国家社会，因此，尧都就是最早的“中国”。
一处处遗址和大量尧器舜物、王之重宝，宛如一座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丰碑，向我们无声地述说着帝尧时代的辉煌。
2003年发现的陶寺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早4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它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台基上立有13根柱子，柱间距为15厘米，形成12道缝隙。
何驽介绍，观象台构成了一个地平历观测系统。站在观测点上，透过缝隙，通过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山脊线上的日出，可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以及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和宗教节日等。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尚书·尧典》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证实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被称为帝尧邦国的“国徽”，成为证实陶寺就是尧都的重要器物之一。说明只有到了陶寺文化时期，龙才与“王”联系在了一起，被作为集团象征的图腾，使中华民族“龙的传人”言之有据。
面对8件鼉鼓、6件土鼓和一系列特磬、铜铃、陶埙等乐器，何驽说，这些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出土资料最准确的礼器类文物遗存，回应了文献的记载，标志着帝尧邦国礼制已初步形成，进入了“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时代。而玉璧、玉钺等礼器，都是“王”之重器，是地位、身份、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件陶制扁壶前，何驽指着上面的两个朱文字兴奋地说，就是这两个字，将中国文字祖根又向上追溯了千年以上，成为比甲骨文还要早的文字。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二字进行了考证，认为一个为“文”字，另一个是“堯”的初字，即壘土为垚，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临汾市目前正在筹备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陶寺遗址核心区、尧文化旅游产业园、古文明旅游圈，打造世界一流的帝尧之都和旅游目的地，迎接探秘最早“中国”的八方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