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喜欢和世人捉迷藏，搞得人们寻她千百度。比如说武夷山烟制正山小种红茶的起源时间，就是如此。

笔者曾在武夷山风景区的云窝看到一方碑刻，其中刻有“星村松制、小种”文字，这是至今发现的正山小种红茶的最早记载。碑立于清乾隆二十八年 (1763年)，高180厘米，宽80厘米。当时的城高、弥陀、天心等36家岩茶厂奉示具名刻立的。原先立在星村渡头。其内容是建宁府为保护山中各寺庵茶厂权益，禁止官吏和豪强、乡练、丁胥、差役“私行短价派买”茶叶，“致滋扰累”茶家的告示。

小种红茶约形成于18世纪

其中写道“星村茶行办理其松制、小种二项，毋许丁胥、差役人等勒买”。此中的“松制”，是至今发现最早的“烟制正山小种红茶”的名称,也是制作工艺。当时在崇安县的几任县官和学者文人的茶文中，都未说及此茶的名称和工艺。但是当代的中国茶界著名专家却有进行论述。如曾在武夷山任全国茶叶研究所所长的吴觉农，在他经过详考的《茶经述评》中说：“后来产制了武夷岩茶的福建崇安，又产制了工夫红茶和小种红茶(烟小种)，这就为红茶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的“后来”是什么时间说不清楚。这也难怪，作为一个真正的专家，没见到当时的实物或文字是不随便发声的。解放前曾在武夷山“示范茶厂”任副厂长的庄晚芳先生在《中国茶史散论》中说“红茶之名起自1840年五口通商之后，因加工过程叶子发酵变化，故被称为红茶。”同在“示范茶厂”任政和制茶所所长的陈椽先生在《茶史通史》中说：“何时何人发明制造红茶，没有确切记载，无法肯定。”

笔者认为“何人”倒无关紧要，“何时”则是关系到一个茶类起源的定论。与武夷茶相伴了几十年的茶界寿星张天福在《张天福选集》写道：“红茶是继乌龙茶之后，为全发酵茶，约始于18世纪。开始发明的正山小种(亦称星村小种)的制法。”他还说：“这说明小种、工夫红茶的名称是来源于武夷岩茶。”可惜他没有把起因写出来。

制作研究了一辈子武夷茶的姚月明先生，就分析得很到位了。他在《武夷岩茶论文集》中写道：“正山小种属红茶类，为武夷岩茶‘工夫’、‘小种’演变而来。”他分析“正山小种”制作工艺的起因说：原先桐木茶与岩茶制法相同。但由于桐木关一带山高林密，云雾多，日照短，特别是春雨季节更是如此。所以茶鲜叶倒青大部分靠烧柴加温，该地所用柴薪又多为松木，故鲜叶中就吸进松脂味;发酵后又是采用松木烘烤，又一次更大量吸入松脂味，所以成品茶存有松烟味。当时国人不喜欢此茶，欧洲人则在其中冲入牛奶，感到好喝，便大量购之。五口通商后，出口量增大供不应求，不少茶商便到政和等地产制。为省工省时，便去掉炒青工序，青叶晒或烘后直接揉捻，后晒或烘干，形成“工夫红茶”。所以从“小种红茶”到“工夫红茶”有个过渡时间，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因此，张天福先生认为“小种红茶”形成时间于18世纪，而这方立于1763年的碑刻，证明张老的论断。

乾隆年间武夷茶还是贡茶

这方碑刻的另一贡献,是说明清乾隆年间,武夷山还在继续进贡茶叶。碑文写道“示仰该地乡练、丁胥、差役等人悉知，嗣后承办贡茶，务须遵照以定章程。”笔者以前据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之九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建宁太守因本山茶枯，令以岁编茶夫银二百两，贲府办解京，御茶改贡延平。”认为自此武夷山停产制贡茶。自从看到这方碑刻后，不但改变我的看法，而且进一步领会了清乾隆皇帝的那首《冬夜煎茶》诗所云：“清夜迢迢星耿耿，银擎明灭兰膏冷。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建城杂进土贡茶，一一有味须自领。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此诗说与碑刻相为印证。武夷茶贡史又延长了两百年。

这方茶碑刻是武夷茶史的重要见证，希望有关部门将之移至馆内，以免受风吹雨淋，使之千秋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