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大别山军事地图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批知识青年凭着一腔热血，投身八路军，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的枪炮声中，绘制出一幅幅军事地图，为抗战以及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近日，年近九旬的测绘专家崔世芳，向人们讲述了自己早年参加八路军，从事我军早期军事地图测绘的经历。
用高粱秆做笔杆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因为器材缺乏，技术力量也很薄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其前身是1940年10月太岳军区决死一纵队地图翻印小组)不但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制图任务，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测绘人才。与此同时，制图科也在不断壮大，1945年10月，从抗大六分校选调了5名具有大学、中学学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制图科工作，他们后来成为我国测绘事业的骨干力量。
1946年10月，随着内战形势的发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随着军区机关从河南武安县伯延镇(今属河北省)，转移到武安冶陶镇，这时全科已经发展到16人，科长是张国器、副科长是张惠民。
12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前指给军区发来急电，电令制图科科长张国器火速去受领紧急制图任务。张国器立即从河南省武安县冶陶镇(今属河北省)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前指驻地山东省鄄城，李达参谋长传达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要求制图科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中原地区1400余幅1：5万地形图的复制任务，保证部队的急需。
张国器回到冶陶后，立即向参谋处长梁军汇报了在前指受领任务的情况，并提出选调人员的要求。上级领导同意选调人员。1947年初，张国器来到河南涉县小井村(今属河北省)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招待所选调人员。崔世芳(1930年出生，陕西省绥德县人。1947年2月入伍。曾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制图员、校对员;军委作战部测绘局、总参谋部测绘局参谋、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局长兼党委书记。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8月18日离休。)就是其中的一员。
崔世芳当时以为绘图就是学画画，来到冶陶参观了绘制地图的流程后才知道绘制地图可不止画画那么简单，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崔世芳开始了他的测绘生涯，一干就是一辈子。
1947年3月底，制图科人员已增至46人，编为三个分队。此时，国民党派飞机轮番出动，对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机关所在地——冶陶狂轰滥炸。为了不影响突击任务的完成，制图科奉命转移到冶陶东北20里的庄上村。那里地形隐蔽，尽管敌机天天从上空飞过，但没有轰炸，绘图的战士们可以投入到紧张的绘地图的战斗中。
战争年代地图的绘制和翻印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条件十分简陋、时间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绘图用的小笔尖，解放区无法生产，要通过我党在大城市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冒着风险去购置，因此数量非常有限，每人只能发几个，大家都很爱惜，把这些笔看成手中的武器。新笔尖有的不好用，老同志就耐心地帮助年轻同志修磨，使笔尖达到书写流利、线条光滑均匀的程度。
除了笔尖稀缺，解放区也没有笔杆，制图科的战士们就用高粱秆代替，长短粗细，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选好后，插上笔尖就能绘图了，高粱秆取之不尽，方便实用，很受同志们欢迎。
为了把方块字写好，老同志还帮年轻同志做了一个小木头尺子，写字时将笔靠在小木尺上，字写得又快又好，大大提高了绘图质量。绘图用的桌凳也是就地取材，有的桌凳坑凹不平，有的还有裂缝，绘图时很不好用，但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只能凑合着用。
进京后的军委作战部测绘局
用简易仪器绘草图
突击制图的任务开始后，制图科很快就绘好一批地图，为了保证地图的质量，决定成立校对组。校对组由裴元晓负责，崔世芳和郭靖远参加。审校工作是一项责任心强的细致工作。张国器曾为全科战士讲了一个例子：“抗日时，我们一支部队被敌人围困在一条河北岸的村子里，等待增援部队前去解救，增援部队赶到一看，被围困部队在河南岸的村子里，因河阻隔，延误了时间，被围困部队受到了损失。刘伯承发电报追查责任，原来是日本人绘制的地图有误。虽然没有追究制图人员的责任，但对制图人员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制图科密切合作，采取流水作业，确保无误后，送石印厂印刷。全科同志克服各种困难，提前完成了1400余幅地图的绘制印刷任务，及时送到前线，保障了部队作战急需。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4个纵队，约13万人，从山东临濮集至张秋镇的300余里地段上强渡黄河，突破了国民党的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首长来电勉励制图人员，军区为制图科荣立集体功，在冶陶的简易礼堂里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
此后，刘邓大军挥师南下，开辟新的战场，由于没有制图机构随军，作战地图不能及时保障，因此，军区首长决定，制图科一分为二，抽调人员随军南下，担负部队作战的地图保障任务。最后，张惠民副科长带领19人随军南下。
制图科原有45人，随刘邓大军南下有19人，又选调6位同志到18兵团工作，还有一部分回到原部队;于是，制图科只剩下了15人，无力完成华南地图的绘制任务。经军区首长批准，先后从北方大学和冀南军区妇女干部学校，军区军官教导团等单位抽调90余人。1947年底至1948年5月，华南地区1400多幅制图任务完成了大部分，剩余部分由后来华北军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在庄上村完成。
新的任务还没有开始，利用这短暂的间隙，崔世芳开始学习简易的测绘方法。当时制图科没有测绘仪器，老同志教年轻的同志们制作土仪器，取名叫“分划板”。先将绘有分划的纸贴在木板上，加上一根立柱，使板可以旋转。板的上方加一个纸卷的圆筒，靠眼睛的一端留一个观测孔，靠目标的一端用马尾做一个十字线，立柱下端固定在一根有分划的尺子上。分划板的右上角画一个垂线，这就是他们的测绘仪器。然后，选一块视线开阔的平地，丈量出一条基线，确定比例尺、等高距等工序后，再在观测的目标处插上一张白纸，指示目标。随后再自制一个三脚架，上面放一个测板，板上放一个装水的小玻璃瓶，以检查板的水平度。最后将观测的目标数据转绘在测板上，这样就测绘出一幅草图。虽然精度不是很高，但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说，这个测绘草图还派上过用场。
手绘拼接全国大挂图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改称华北军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1948年6月，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准备发起晋中战役，急需山西省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祁县等14个县的1：5万的地形图，而且要求三天之内绘制完并印刷好送往前线。张国器紧急动员全体制图人员，将地图分割成小块，每人画一小块，然后拼接起来，突击一夜完成任务，送到石印厂印刷，按时将地图送往前线，保障部队作战急需。
1948年9月底，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在完成华南地图和中国东部1：50万地形图的绘制任务后，奉命从河南省武安县庄上村(今属河北省)迁往石家庄市高迁镇。10月下旬，国民党飞机常来轰炸石家庄市及周边地区，傅作义集团乘党中央机关驻地兵力空虚，企图派重兵偷袭石家庄。制图科于10月31日转移到元氏县西台村，11月6日返回高迁。
1948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解和掌握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部署和指挥战略决战，急需全国大挂图，军委作战部将此项特急任务交给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
崔世芳所在的制图科采取分工合作、流水作业的方法，经过3天3夜突击，完成了1：200万全国大型挂图108块图版的绘制任务，然后石印厂又奋战四昼夜，用三种颜色套印在36块漂白布上。最后在制图人员的指导下，由缝纫厂工人拼接缝成为整幅布质大型彩色挂图。军委领导对此图非常满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联名写信表扬制图科，并对制图科人员给予物质奖励。
1948年12月27日上午，制图科召开全科人员大会，张国器科长在会上宣读了军委领导的表扬信，并将军委领导派人送来的物质奖品：袜子一双、肥皂一条、牙膏一条发给每人一份。崔世芳和同志们很受鼓舞，表示一定要更加努力，以优异成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后，华北军区送来北平西郊航空相片，要求制图科将有关的重要目标绘制在地形图上，供部队作战使用。通过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制图科弄到了北平、张家口、保定的敌军城防工事图。此次内容十分密集，复制难度很大，制图科连续突击几昼夜，最终完成了任务。其中，陈础是制图股股长，由于重任在身，陈础劳累过度，眼睛像针刺一样疼痛。同志们立即送他去石家庄市和平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说：“由于过度劳累，病人眼底血管破裂造成双目失明。”年仅20岁的陈础同志失去了宝贵的双眼。
1949年6月，制图科奉命进驻北平铁狮子胡同乙32号(现张自忠路4号)、原国民党国防部陆地测量总局北平制图厂住址。到北平后，崔世芳所在的制图科又执行了绘制台湾1：5万地形图以及编绘1：100万单色东南亚舆图等任务。
1950年5月11日，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和军委作战部兵要地理科为基础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测绘局”(简称：“军委作战部测绘局”)。至此，华北军区制图科完成了历史使命，崔世芳和其他同志们也走上了新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