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因记录大唐高僧玄奘的生平事迹，而广为后世读者所乐见。但其1923年初次刊印时的《玄奘五印行迹图》却较为罕见。

后世读者大多并不知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三藏法师传”)于1923年初版时，曾在正文页前附有两幅彩图，一为《玄奘法师像》，另一幅则为折叠大开的《玄奘五印行迹图》。这两幅彩图在1954年的校勘重刊本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所以后世读者无缘得见。其中，《玄奘法师像》因有大量摹本印本可观，并不稀见;但《玄奘五印行迹图》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则可谓难得一见了。

《玄奘五印行迹图》详细标明了玄奘自敦煌一路西行之行迹，并明确标出玄奘所经历之数十处地名、沿途湖泊河流、国界线等。此图无论是对于佛学研究者用于学术参考，还是以之加深普通读者对玄奘取经历程的理解，都颇有裨益。通俗地讲，这就是一幅严格遵循史实的《唐僧取经图》。

《玄奘五印行迹图》在页眉处标有“玄奘五印行迹图，佛历二四八八年合民国十二年十月，邛崃刘定权制图，支那内学院出版”字样，可知制图者为支那内学院学者、欧阳渐之高徒刘定权(1900年至1987年)。刘定权曾于1932年12月，于内学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发表《破新唯识论》一文，针对当时声名大炽的熊十力所著《新唯识论》进行系统驳斥与抨击，公开指责熊“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次年2月，熊十力写《破破新唯识论》予以回应，刘定权也因这场著名的论战渐为世人所知。

刘定权后来专攻中医学研究，多有整理研究，卓有成就。其中医文献学著述，均署名“刘衡如”，再未见署名“刘定权”的作品面世。以至于作为中医文献学家的这个“刘衡如”，使世人逐渐淡忘了那个作为佛学家的“刘定权”。有研究者认为他晚年署名之改变，是因研究领域之转变所致，更径直称其为“改名”。其实，刘是否“改名”，又因何“改名”，目前尚无确证。

刘定权早年颇有诗词习作，且与蜀中名士多有往还，还是为他所谓“改名”之事留下了些许印迹。如林思进(1874年至1953年)《清寂堂诗》中有“送刘衡如定铨之打箭垆”诗一首，按照传统文士诗词题目的常规写法，可知“衡如”可能只是其字，“定权(铨)”方为本名。此外，刘本人还作有《康定十景词》，其《水龙吟》词一首的尾跋云“旧作康定十景词，忘之久矣。友人索稿，乃自败簏中检出，稍加点窜，使就声律，因付手民，藉省抄录之劳。忆赋此词，瞬经七载，河山未复，世乱方殷，余亦久戍穷边，一筹莫展，哀时感遇，书罢怆然。1944年甲申元夜衡如再记。”从这则尾跋来看，至少在1944年前后，刘定权已经有将作品署名为“刘衡如”的惯例了，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改名为“刘衡如”，“衡如”仍有可能只是他的“字”。

刘定权绘《玄奘五印行迹图》

姑且搁下刘定权“改名”之说是否成立的疑案，再来看他可能何时“改名”。1937年抗战爆发，原设在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至重庆江津民众教育馆，建立支那内学院蜀院。前来江津的有欧阳渐、吕秋逸、陶闿士、韩文畦、彭芸生、刘定权、熊东明、邓蟾秋、张茂芹、程时中等，共45人，这是民国时期居士佛教的最重要的学府。毋庸多言，支那内学院于国难深重之际迁至西南后方成立“蜀院”，曾在南京修学的诸位师生的人生命运都将发生或多或少的转变。又据前述刘作《康定十景词》尾跋所称“忆赋此词，瞬经七载”，“久戍穷边，一筹莫展”云云，可知刘随内学院迁至江津之后不久，即于1937年当年转徙四川康定了。至于何故转徙并居于康定数年，尚不得而知，但刘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变了研究旨趣，由修习佛学转而研究中医的。

无论刘定权在定居蜀地之后，其人生命运与研究旨趣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他自己对其早期的佛学研究及《玄奘五印行迹图》，应当仍是颇为看重的。该图的手绘原作，刘一直随身珍藏，这从目前存世仍有多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翻印单行本中得到印证。其中一种该图的翻印单行本，在图样侧边印有“本图为内学院刘定权先生绘制，已成海内孤版，承绘者惠借本社摄制，谨此致谢”字样，就应当是在内学院“蜀院”时期翻印的。因当时内学院在南京所藏所印多种图书毁于日寇战火，虽然《三藏法师传》的木刻原版被携出保存，但限于物力、财力与精力，要将其重新刊印恐遥遥无期，作为该书附图的刊印则更不可期，故有“已成海内孤版”之说。又因该翻印单行本所用纸张粗劣，为抗战时期川东印刷书刊时常用的“熟料纸”，与作为《三藏法师传》初版附图时所用道林纸之精良决然不同，故也可因之判定其为抗战时期川内翻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