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和军队从来都是一个王朝开疆拓土，安身立命的手段和法宝。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盛世”和“乱世”必然伴随着征伐和交战。而在每一场战争的背后，其实拼杀的是双方的国力和财力。那么一场战争能花多少钱？让我们从存世的饷银中去窥探一二吧。

一提到大清朝，我们会想到康乾盛世时的繁荣与稳定，然而除此之外，想到更多的可能还是晚清时期战火四起，列强入侵，八国联军妄图瓜分中国的衰败与悲惨。战争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一场战争可能要耗费一个国家举国上下几年的生产积累。西方列强经过工业革命的发展国力增长迅速，有着强烈的扩张欲望。中国作为东方的文明大国，地大物博，有着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这正是西方列强所垂涎的。

要说一场战争有多么烧钱呢？我们以1883年至1885年发生的中法战争为例。此次战争是法国侵略清朝的藩属国越南而引起的。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费开支约为每年2000万至30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为7000万至8000万两白银。仅用于中法越南战事就用去近1/3。这笔庞大的军饷开支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是笔巨额的开销，筹措起来相当吃力。虽然当时的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之前，太平天国战争已经结束多年，生产和生活基本平稳，收入与支出每年略有盈余。但是，西北方面为抗击沙俄入侵新疆，每年用于驻军、练兵、资耗等开销需要耗费大量军饷银。如此一来，抵御法军的军饷便捉襟见肘。在用尽各种加派、抽调，加价等财政手段后，清政府还大举外债1600万两。显然当时的中国无力承担这场战争的花费。对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便是军饷。从中法战争的每年花费两三千万两白银，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每年已近6000万两，占到每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花费异常惊人。故曰：“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已”。试想当年如此重要用于打仗的军饷银而今可否见到实物？答案是肯定的。

在清代银锭收藏的品种里有两个非常稀有而且研究价值极高的名誉品种，一个是清代湖北五十两官银“甘饷”，另一个是四川省十两官银“海防”。甘饷五十两银锭存世仅仅数枚，其中一枚实物上錾刻铭文：甘饷，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公济益。此枚五十两官银是为光绪十一年湖北省征缴的税银用以协拨甘肃省的协饷，而此笔协饷正是清政府用以抗击沙俄保卫新疆领土完整的军饷银。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中国新疆局势混乱之机攻占南疆七城，1871年5月沙皇俄国也趁火打劫，沙俄借称替清廷讨伐阿古柏派兵侵占伊犁地区，沙俄真实用意是夺取伊犁后，再用相同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进而吞并整个新疆，瓜分中国，西北边塞形势危急，急需调兵保卫边塞。海防十两银锭同样存世稀少，其中一枚上面铭文：海防，光绪十一年，匠张恒益。此枚十两官银为四川省所征缴的税银用以清廷筹办海防发展海军的经费之用。进入19世纪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快速崛起，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一直想要找到扩张国土的机会。日本先是背着清政府悄悄吞并琉球，并在1874年夏以台湾岛民杀死琉球船民为借口悍然出兵侵入台湾，沿海防务顿显紧张。当时的日本以兵微将寡之势敢于侵犯台湾，而清廷对此竟然无力做出武力上的回击，对当时手握重权的清廷重臣李鸿章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无奈的是，李中堂早已被海上的敌人打怕了，刚刚不久前的中法海战，中国在海上惨败于法国的铁船之下。此时清政府自知海军太弱无力海上抗击，决定不与日本开战，最终双方谈判达成《中日北京专约》，中方对日赔款5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军。不平等条约签字后的第六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们就上奏朝廷，力陈海防事宜，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6条事项，请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江各督抚将军讨论。1874年12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上《筹议海防折》，力陈海防之急迫。

在这几乎相同时间清政府同时面对西北沙俄进犯新疆，而东部又有日本的海上侵略，腹背受敌。由于加强海防发展海军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对已经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正准备对西北用兵急需筹饷的晚清政府来说，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财政开支。因而引发了国家军费分配的问题。随之，国家战略目标的缓急，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之争发展成为全局性国家大战略辩论。在争论中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无伤元气，海疆不防则腹心大患。以目前之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蹶者哉？因此他建议罢出兵新疆之议，变塞防之资为海防之饷，以防制日本为重。然而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对李鸿章的停兵节饷之议颇为反感，曾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深知海防的重要性，不过他肩负着西北塞防重任，更知西北对国家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西北用兵之饷指沿海各省协籍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分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此时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防。左认为新疆战略地位举足轻重，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西北若臂指相连，形势完整，他国自无隙可乘。因此他极力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却倒却西边。最后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并举的方针。光绪元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一个月后又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任命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有些文献对有关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评判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的看作是左李两个派系的权利斗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要不要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传统观点都是否定李鸿章肯定左宗棠，当时的清政府也是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左也不负众望成功收复新疆，而李鸿章则面临着福建马尾水师和北洋水师先后全军覆没的耻辱。1875年以来在10年间，西征和塞防所筹军费约8000万两，而1875年至1894年20年间，海防经费总计4200万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军建设，约1000万两被清廷挪作他用，如为给慈禧祝寿修建颐和园等。

在清末的30年间，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中通过工业技术大发展，大大增强了经济军事实力，因而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侵略狂潮，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羸弱而且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自然成为了列强觊觎的对象，国力虚弱的晚清政府陷入左支右拙的艰难处境，如何筹措足额军饷以应对列强入侵，成为晚清政府直至灭亡也未能完成的难题。面对着见证这段历史的军饷税银实物“甘饷”与“海防”银锭，不禁令我们回想起那段硝烟四起，晚清军民抵御列强在西北以及东部沿海的多重入侵的艰难时期。以史为鉴，只有强军强国才能真正让中华民族迈上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