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武王伐纣和西周灭商，很常见的说法是从政治和人心的角度阐释。但是假如我们把目光转移一个视角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拥有最新高科技军事技术的政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一个技术落后的旧模式政权的胜利。而这一切，是考古工作者从商代墓葬中挖掘出的文物揭示的。
18座简朴的贵族墓
近日，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亳城乡岸上村，村民在村头取土时意外发现古墓群。考古学家通过大面积集中发掘，基本已确认，这一大片古墓群属于商朝中前期的贵族墓葬。这不仅是首次大规模发掘出商朝中前期的墓葬群，也为我们体察那段几千年前的遥远历史提供了一个更直观而细致的视角。
此次发掘的18座商代古墓大都保存完好，除了尚未腐坏的完好棺木外，几乎没有发现多少人们想象中的陪葬品，包括黄金、玉器、大型青铜器，以及商代最具特色的陪葬品--人殉。
从发掘出的多个墓葬上看，棺材大小基本一致，长约2.5米、宽约1.5米。由于棺椁不能轻易打开，所以是否有那个时代的昂贵陪葬品与墓穴主人一起长眠于棺内，暂时不得而知。但就棺木本身大小来看，也无法容乃太多的陪葬品，且墓穴内基本很少有其他陪葬品出土，仅在4个墓内找到了一些人骨、玉器和青铜器的碎片。少量人骨似乎很难证明是大规模人殉的结果，而少得可怜的其他陪葬品也在向我们说明这些早期商朝贵族的生活并没有我们原先想象中的那么铺张和阔绰。除了棺椁使用的都是非常粗柏木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彰显身份与财富地位的物品证据，又因距离商中宗太戊陵遗址非常近，所以被学者们判定为重要成员。
考古人员正在查看其中的一座墓穴
相比之下，之前出土的一些商朝陵墓显得富贵了不少，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之前对于商朝墓葬的概念来源。这当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商王武丁的妻子，著名女军事家妇好的墓穴。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妇好墓虽然墓室不大，但墓却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1928件，其中还包括了16名殉人。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绝对是权利与财富的象征。
妇好墓内的豪华陪葬配置
其他一些出土的商代统治者陵墓中也包括了数量不少的人和畜殉葬。通常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不过这些墓葬基本都属于商代的晚期，比此次发现的18座墓葬年代晚了不少。
武器出土的对比更加悬殊
此次出土的墓葬尽管保存较为完好，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青铜器碎片之外，基本没有发掘出什么与武器相关的陪葬品。在古代，战争与武备往往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贵胄携带数量不少的武器一同下葬也是对于自己身份与责任的标榜和认同。或许，随着这些棺椁的逐步打开，我们会在棺内找到一些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武器。但无论如何，这些寒酸的墓葬与之前出土的那些商代晚期墓葬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已经在众多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青铜武器，包括戈、矛、匕首等等，又发现了不少当时仍在使用的石器和骨质武器，数量最多的便是弓箭用的箭头。其他的战争装备还包括了铜或皮革制成的头盔，以及数量有限的早期战车及马匹。
镶嵌满绿松石的商代铜戈那个年代的顶级武器
一个时代出土的武器，不仅可以反映当时的战争水平和生产水平，也是国力和社会形态的一种折射。显然，通过商朝中前期与后期墓葬内出土的战争武备数量及种类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商代晚期曾有过一个非比寻常的军事力量崛起过程。查找古书上的记载，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将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设定在商王武丁的年代。正是他在位期间的四方征伐，让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张，国力与财力也在短期内有了很快的增幅。同样，史书也记载了武丁之前商王朝混乱的内部统治。一方面，迫于经常改变河道的黄河影响，商人屡次搬迁了自己的都城。其次，贵族直接的内斗也非常厉害。在这样动荡而漂泊的环境中，商王朝自然一直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这也不奇怪此次发掘的中前期墓葬为何如此寒酸。
商王盘庚迁都殷之后，商的统治才趋于稳定，财力和军事力量有了比较好的发展。武丁继位后，开疆扩土，征伐四方，为殷商带来了过去所无法想见的收入。包括粮食、陶器、青铜器、玉器、牲畜以及奴隶。正是这种短时间内的膨胀积累，让商的统治者迅速暴富，较大规模的青铜礼器及人殉、人祭也就成为了可能。这一繁华时代的证据如今在商代晚期墓葬中，随处可见。就连一般人的墓葬，也会出现狗殉，可见财力与生活水平是有一定提高。只是对比一下统治的贵族们，就不值一提了。
出土的商代青铜矛头
商朝人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继续武装与征伐异己。商代早期，虽然已经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武器，但数量并不多。但当到了商代后期，青铜武器的比例就有了很大的提升。虽然与同时代更为发达的西亚和埃及地区相比，仍显滞后与不足，但相比商代早期已经是一种飞跃了。不过，这种飞跃并不能挽救商朝此后所遭遇的问题。
基本同时期古埃及人的鳞片甲
盛极而衰
武丁开创的盛世并没有让殷商的江山更加稳固。相反，穷奢极欲的统治阶层已经习惯了依靠战争胜利带来的暴利，维持自己血腥而奢侈的生活。为此，商不得不派出更多的军队，攻伐更远的地区，同更加多的敌人交战。这种不靠谱的军国主义模式最终也就消磨掉了殷商自己的国力与统治基础。
到了帝辛，也就是商纣王的时代，商朝在表面上依然非常强大，可能较武丁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终究只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的回光返照。当商王朝的军队继续对外进行征服和惩戒作战，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沿海之时，磨刀霍霍的周人发动了终结商王朝的致命一击。
晚期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过去，很多人谈及商周易代时，总是将目光锁定在纣王的暴虐无度之上。这种观点现在看来，过于片面。帝辛不过是顺着前人留下的政策与治国思想在往前推进。既然祖上的武丁可以通过大规模攻伐来获得一个盛世，那么为什么他不能依靠更加强大的军队去重走一遍这条崛起之路呢?他尤其注重对于南方和江淮地区的推进，也有战略方面的考虑。中国南方的铜矿储量远远高于北方，这对于处于铜器时代的一个军国来说是何等的吸引力。而征伐带来的纳贡与俘虏，又是商代统治者统治的必要条件。
关键的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西周入侵时候所具备的武器优势。尽管周人在一些制度上似乎远不如殷商来得完备与复杂，但在军事技术上却反而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地处更西面的位置，让周人能够吸收商王朝文治影响的同时也更快地获得了通过河西走廊与北方草原传播来的最新技术。这种技术优势很快就体现在周人的军事组织上。他们不仅拥有和商人一样的青铜武器，还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了改进。从西面传播而来的戎车成为了真正驰骋战场的战车武器，而同时代商的战车仅仅能作为贵族指挥官的代步工具，打起仗来非常不方便。从西周时代的一些墓葬来看，周人不仅将剑带入了中原，也发展出了镶嵌有铜片的胸甲。这种胸甲虽然面积有限，无法同西亚和埃及的全身鳞片甲相比，但比起没有护甲出土的商来，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西周的战车真正意义上的实战型号
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技术差距，决定了商朝抵抗力量在牧野之后的交战中，也落入了技术劣势的一方，数次失利的结局也就不奇怪了。
考古成果能让我们看到什么?
今天，当我们细数近百年来不断出土的商王朝陵墓内的物品，不难发现武器技术的进步比较有限。不仅比同时代的西亚地区进步来得缓慢很多，较之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也逊色不少。这并非因为商人没有战争需求，恰恰相反的是，商人很长时间内稳固控制的地盘仅仅是首都及周边的土地。自豪的他们喜欢将之称为大商邑。一旦他们自身力量衰退，周边的方国、部落随时可能跳反。最后取而代之的西周，也是从商的附庸做起的。
商代石质箭头
但是频繁的战争并没有使商的武器水平迅速提高，只是在商不断壮大后增加了原先只有极少数贵族才能装备的青铜武器的比例。终商一朝，石质与骨质的武器都没有退出军队的装备序列。军队装备的防护设备虽然有盾牌与头盔，却迟迟未有找到盔甲，这本身也说明了问题。这说明，仅仅是战争并不能推进技术与文明本身的进步。足够强大的对手，相互之间几个中心的不断碰撞，才是文明进步的最佳推动力。正是西亚的巴比伦、赫挮、米坦尼、埃兰以及北非的埃及之间的不断碰撞，造就了西亚早期文明水平的一枝独秀。
商代中后期的西亚埃及巴比伦米塔尼赫悌相互攻伐争霸
考古成果同样能有力地证明，原本国力不足、文明落后的商王朝，通过短期内强化军事力量获得了一个不错的盛世。武丁与妇好时代开始的奢华的墓葬以及本次出土的早期墓葬便是有力的说明。但这种依靠旧的模式所进行的轮回制盛世，并不能真正促进文明本身的水平。商纣王何尝不是有一番雄心壮志的有识之士，然而他仅有单一的思维模式供他进行参考，终究带着自己的王朝进入了一个不断循环的死胡同。
各种影视剧中的商纣王形象残暴不仁是永恒不变的设定
人算不如天算，面对西周入侵这种新的威胁，不曾面对过此类敌手的商王朝由此轰然倒塌，壮志难酬的纣王从此被打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今天让我们更加了解其原意与困境的是考古学的不断进步。当我们将更多考古发现结合原先仰仗的古代史学记载来看待那段历史，不由自主地会对原先一些约定俗成的观点进行新的思考。正是这种思维上的推进，让历史研究本身的深度及广度不断扩充。历史自古以来所独有的参考价值也得以继续发挥其无与伦比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