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的整个爱情故事就是一句话——‘爱我吧，不要救我’。”恰逢严歌苓小说《扶桑》出版2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讲述移民血泪史的小说《扶桑》。昨天，该书分享会在北京大学英才交流中心举行，作者严歌苓、音乐人高晓松以及主持人史航就“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展开对话。
活动现场倒是有些戏剧性，作为唯一的女性，也是本场女主角的严歌苓端坐台上，很少得到讲话的机会，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两位男“话痨”夸奖自己的作品，高晓松拿起话筒的阵势有些像主持自己的脱口秀节目，滔滔不绝了半小时。轮到严歌苓讲话时，她很谦逊：“你们说得特别好，我常想，一个作家应该特别避免分析自己的人物。一个女的，当她知道自己哪儿长得好看，哪儿长得不好看以后，走起路来就会非常痛苦。”
偶遇：发现移民时代最有名的妓女
《扶桑》可以说是一部残酷的移民血泪史，故事背景设定于19世纪北美移民潮，小说的主人公名叫扶桑，是一个被贩卖到美洲做性工作的中国性奴，因具有古老东方的特色，这个女人吸引了众多白人男性以及少年克里斯，成为西方欲望的对象。小说讲述扶桑一生经历的苦难，以及作为女人的坚守与柔韧。
谈及写作背景，严歌苓说，遇到这个故事“纯属意外”：1993年的一天，她跟先生约好吃午饭，因为严歌苓提早到了，就来到中国移民历史陈列厅参观，“我看到一幅巨大的照片上有一个女人，穿得非常华贵，态度非常雍容，但有一种隐秘的东西在她身上。旁边很多白人男人在画像前驻足，有时候是惊艳，有时是狐疑。一下子我发现，一个形象对人莫名的启迪，有时候要比文字大。”严歌苓看到画像下的一行字：旧金山淘金时代最有名的妓女。她很想搞清楚这个女人是谁，从哪里来，有怎样的故事。
“当时不像现在有搜索引擎，要亲自去图书馆找书。”严歌苓说，她看了两年的书，也没找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但却渐渐对淘金时代的旧金山有了印象，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启发了这本小说：“当年陆续被卖到旧金山的中国姑娘，有将近3000人，其中有2000多人和白人孩子有性启蒙或者恋爱关系。”她想到，西方流传的对中国女人身体的想象、猜测与谣言，或许可以成为故事的起源。于是便开始创作这部“移民血泪史”。
人物：我是不可能被你毁掉的
谈及《扶桑》，高晓松颇有感触，他曾在网络脱口秀《晓松奇谈》上两次提到这个作品称：“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现场，高晓松也毫不掩饰对严歌苓创作《扶桑》的钦佩：“我一边看一边说‘哎哟，这个女作家真狠啊！’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笔下的人物。很少看到文学不需要男性救赎女人，或者不需要男性救赎世界的。但是歌苓姐笔下不需要救赎。这给我很大震撼。”
时代的主题是流动的，但东方女性的柔软与坚韧却未曾发生变化。在谈及小说中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折射出的中国女人的性格时，严歌苓说：“一直到现在，基督教男性还有一个我首先要救你，在救你的过程里产生恋爱的臆想。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一个受难的民族，中国女性坚强极了，柔韧极了，我是不可能被你毁掉的。男人想救人，但扶桑内心所有的呼喊和所有的需要都不在于此。扶桑的整个爱情故事就是一句话——‘爱我吧，不要救我’。”
往昔：写《扶桑》我有一股气
《扶桑》出版20年纪念，不仅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令人叹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也颇为曲折，上世纪90年代初，严歌苓只身前往美国，攻读艺术硕士。当时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近乎疯狂的写作中自我搏斗，创作了《扶桑》。彼时，她身处异乡，作为东方女人置身于西方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异质经验的冲撞固然带来启发，但另一方面，陌生的环境也让严歌苓极度敏感、脆弱。她将所有尖锐的疼痛都投射在小说主人公扶桑——一个半世纪前，北美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在小说里，她把自己对东方伦理的理解和盘托出。
完成《扶桑》之后，严歌苓又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的征文启事，以一个无名写作者的身份投稿，竟意外斩获第一名，获得奖金10万元。如果没有这次“贸然”投稿，《扶桑》手稿恐怕要和她许多其他半成品一起被塞进地下室的某个箱子里。
现场，严歌苓也表达了自己对文字创作的坚持。“当年写《扶桑》时，有一股气，好像觉得华人在你们这里就是被不公平地看待。写作当时是电影节，我每天要去看电影，但还是坚持每天写7000字，如果没有这股气，也不会写这么快吧。有人问我今天和当年的写作状态有区别吗，我觉得区别很大，因为我没有那么愤怒了。”
问答
问：在您作品中大多是描写女性面对男性、权力时多灾多难的命运，而这些女性往往都会在苦难的磨砺中获得人性的光辉。有读者说您的人物写得都很极端，这种“极端的审美偏好”更多来自于您自己的经历、对故事性的追求，还是对女性命运的意识思考？
严歌苓：我觉得我对文学写作最感兴趣的有两点：怎么写好中国文字，第二就是怎么演示人性，要把人性放在最极致环境下考量，看到人性的演变和成长。我认为心理学家不能完成的工作，文学家是可以完成的。
问：“你爱我吧，别救我”是这本书的命题，从女性的角度，您认为怎样的爱情是好的？
严歌苓：男人一有“先救女人，再爱她”的主次观念，就在爱情里掺杂了一种“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先决地位，所以我在小说里写的恰恰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东方女人和一个天真的有抱负的纯洁理想主义，小男孩心心念念要救扶桑，就显得非常可笑。所以扶桑一直想对他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爱我吧，别救我。”在相爱的时候，两个人是平等的，一旦涉及到谁救谁，这段关系就不再平等了。
问：很多移民作家都会感到文化身份的尴尬，您也写了很多移民方面的小说，作为移民作家，您是否适应了文化身份上的定位呢？
严歌苓：作家这个行业实际上是最私人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身份的尴尬，我在哪里都是写人的故事，到哪里都是在书房里面对自己，完成写作，还是没有什么身份认同危机的问题。我在美国初期选择把作家作为职业，也是想到孤注一掷——如果能写就一直写下去，如果不能写下去反正还有人可以养活我嘛，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