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哲学》与《好用的哲学》这套书能够在中国与读者见面，我深感荣幸。这是一套介绍哲学推理方法和原则的指南丛书，但它体现的是西方传统。那么，对于自身已拥有丰饶哲学历史文化的中国读者来说，它为何同样具有吸引力呢？

这个问题有多种答案。最简单的回答是：无论要将什么事情做到极致，都要尽可能地掌握更多不同的工具和技巧。例如，画家要通过长期的游历、发明完全不同的创作风格和绘画技巧，长达几个世纪才发展了绘画技术。思想家同样如此。实际上，即便一种哲学传统已经具有自己的高质量工具，但也不足以说明其自身已经完备，无须学习其他传统。因此，中国读者有充分的理由去探索西方哲学，而西方读者同样不得不阅读中国典籍。无论我们在何种传统中接受教育，异域知识都能丰满我们的智识。

在哲学领域里，经验的扩充尤为重要。哲学家们渴望看到事物的本质，他们追求客观性，追求观察视角不受自身所处的时间和地点的局限。然而在实践中，他们所读所写的论证或观点，却通常只是那个时代和环境中最流行的观点。追求客观性则要求具备更广阔的视域，因此研究其他传统特别重要。

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非常适合于逻辑分析。西方哲学非常有利于把容易被忽视的概念差异区分出来，并极其关心或专注于将论证的涵义探究到底。

但是，这些方法亦有其缺点。最坏的是，西方哲学太过于关注概念间的细微差别，而忘却了这些概念本要用于阐明真实的世界。有时，研究西方哲学感觉就像是在透过显微镜观察，而你真正想做的却是观看整个人类发展的全景。

这可以联系到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有人认为，大师们，如孔子、孟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都关心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已。这种理解极具迷惑性，但却是错误的。最显著的是，在中国的传统中，大多哲学辩论的核心问题是阐明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然而，在西方，这种伦理问题通常要排除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之外。于是，我们绝不能认为西方哲学工具的使用目的与中国哲学完全相同。

因此，我希望生活在其他文化传统中的人，也能使用西方的方法，为自己关切的问题和兴趣服务，并利用它们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

假若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便存在一定的风险，同样，夸大两者之间的差异亦有风险。例如，直到最近，还常听到有的西方哲学家声称中国人对逻辑一无所知，纵使中国传统典籍中显然具有许多极端的逻辑争论，却不能仅仅因为在中国古典时期没有形成正式的逻辑学，就认为中国人完全不懂逻辑。

我认为，不同的文化传统之所以可以相通，源于我们对理性的信奉。我对这个话题越来越感兴趣，并正在从事相关研究。孔子和康德、老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相通点便是：他们都希望证明自己信念的合理性，并给出推论或理由，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或作出评价。虽然在不同的传统中，推理论证或评价的方式并不相同，但这都不足以让我们忽视它们相同的根本目的。这意味着，通过研究西方哲学，中国思想家可以掌握并随心所欲地使用更多的分析、评价或论证方法；通过学习中国哲学化的思维方式，西方哲学家也能同样如此。

哲学看似毫不关心现实世界，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在日常生活或实践的意义上，哲学是训练思维清晰度的一种工具，而这在任何领域都至关重要，包括科技和商业。我们或许可以永远不去考虑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个人抑或社会？但哲学却要追问我们所行之事的目的和价值，避免我们执着于那些毫无目的或目标错误的事情。

但学习哲学并不能保证获得此种智慧。如同所有的工具一样，思维方式的工具可以用于许多不同或善或恶的目的。我们能够看到，无论过去或现在，最优秀的哲学家不仅能极尽专注且富有技巧地运用哲学工具，并且同样关切它们用于何处。我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使用这套书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