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停滞已3年的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项目有了下文。南京市政府以5.98亿元从浙江广厦手中将空置的织造府“收归国有”，围绕这个项目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而江宁织造府博物馆成为“中国第一个像样的民营博物馆”的愿望也就此破灭。

愿望始于1982年，红学家周汝昌呼吁，应在曹雪芹出生地——江宁织造府遗址之上建立曹雪芹纪念馆。由于遗址邻近南京总统府等文化建筑群，政府也有意在这里打造与周围环境和谐的又一文化建筑，但一直苦于没有资金。直到2003年，浙江广厦才成为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出资方。

项目上马之后，政府请来了院士吴良镛在建筑方面“复原江宁织造府”，而原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则应邀就任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馆长，希望把江宁织造府“打造成中国第一个像样的民营博物馆”。浙江广厦在建设中也耗资近7亿。然而，就是这样的“优势组合”，却险些酿成了尴尬的“烂尾工程”，原因究竟何在？

在欧美，民营博物馆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民营博物馆也有16年的历史。可困扰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却是一个其他民营博物馆从未遇到过的问题——缺乏展品。从项目2002年立项，2009年建筑竣工，再到现在，博物馆内始终没有筹集到一件像样的展品，因此也无法对公众开放。

确实，项目先天不足。江宁织造府博物馆仅仅因地处曹雪芹出生地即起动议。而后，企业和政府不仅没有太花心思布置展品，反而益发“重建筑而轻展品”： 2009年博物馆首次与公众见面时，呈现在媒体眼前的是华美精致的亭台楼阁，以及对“微缩复原”江宁织造府的种种精心设计，博物馆展厅里依然空空如也。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只是打造一个旅游景点。一时“南京市花7亿再造‘假古董’”的新闻层出不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益龙说：“博物馆是靠内容说话的……仅凭复原的建筑，充其量只能算艺术品。” 博物馆既然作为“博物”之馆，就必须把心思真正花在“物”之上。比如保利艺术博物馆，从1999年建馆之初就大量网罗文物保护方面的顶级专家学者，不惜重金从海外购回包括圆明园兽首在内的许多国宝级文物，许多专家在参观后都称赞保利艺术博物馆“已跻身中国著名博物馆行列”。

相比之下，当初江宁织造府项目建设博物馆的诚意的确惹人怀疑。2009年的舆论风波过后，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因为定位争议，继续长期空置。更让企业烦恼的是，吴良镛在设计中砍去了建8000平方米门面房的设想，这使得投资方一年想借此收入8000万的梦想化为泡影。还有人建议在博物馆的西边建宁荣商业街，但吴良镛认为这里是个文化场所，又否决了。与此同时，企业一年还要投入2000万的运营成本。企业承受不了这样“亏本”的项目，其最后只能被政府回购。

对于企业来说，投资博物馆似乎注定会是一场“悲剧”。正如197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此的定义：博物馆是非营利性机构，公益是它的首要职责。这与企业在投资中渴望回报的营利性目的是根本冲突的。中国的民营博物馆几乎都是所有者在“贴钱运营”。即便知名如中国紫檀博物馆，也要靠东家给耗资巨大的博物馆“输血”。难道民营博物馆就只能是“赔钱货”？

其实不然。国外的民营（私立）博物馆起步较早，在运营方面也比中国成熟。比如已故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的盖蒂博物馆，所罗门·R·古根海姆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经营的成功之路，可以概括为“充实典藏——打出品牌——共享融资”三个阶段。

收藏专家马未都创办的观复博物馆，是中国少数能够自给自足的民营博物馆之一，其经营之道与上述成功的私立博物馆异曲同工：先练好“内功”，丰富典藏；再塑造品牌，成为颇具品位和辨识度的博物馆；最后将观复博物馆逐步“交给社会”，设立非营利性的民间机构——观复文化基金会支持博物馆建设。这样一来，观复博物馆变成了“股份制”，由几个企业家组成董事会，共同拥有观复品牌，同时承担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每年拨款支持运营。

据报道，观复博物馆在筹资中还推出了“理事制”和“会员制”。个人每年缴纳一定费用，即可成为博物馆的理事和会员。在国外，能做博物馆的理事是相当高的荣誉，而国内也有相当多的成功人士越来越看重这一点。此外，观复博物馆的各展厅还接受企业捐赠。作为回报，企业可以对相应展厅进行冠名。这样不仅提升了企业形象，也使企业获得了社会荣誉。这些做法有效地解决了博物馆的运营经费问题。而观复博物馆在融资过程中的对博物馆无形资产的运用，也可以为当前民营博物馆的投融资提供一些启发。 

据报道，就在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不远处，企业投资、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担纲设计的六朝博物馆也在建设中。类似的项目并不鲜见。只是当遭遇公益为先的博物馆时，怎样在维护博物馆本质的同时，也能让企业从中获得应有的报酬，仍需冷静的思考。博物馆身上种种有形与无形的价值，也像一块蕴藏无尽的宝藏，有待伯乐式的投资人去耐心而长远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