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的电影票房连续不卖座，但还是有人愿意出资，把他的电影第三次投向院线。
2016年3月即将要上映的，是早在2012年就在罗马电影节上首映过的电影《箭士柳白猿》。2014年，该片曾在东京电影节展映，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前主席山田洋次看完，在中国导演联谊会上感叹：“中国已经能拍出《箭士柳白猿》这样的电影了。”
徐皓峰的上一部院线电影《师父》2015年上映时，监制张黎与他对赌：票房1.5亿元起，每多1000万，徐皓峰要给张黎100块，反之，每少1000万，张黎给徐皓峰100块。结果，电影只卖了5400多万元，徐皓峰因此赚了1000块。
2016年3月3日，徐皓峰到中国传媒大学参加对谈，有记者问到《箭士柳白猿》的票房前景时，徐皓峰回答：“不好预期。”此前，他曾表示《箭士柳白猿》有一定的观影门槛：以往武侠电影中使用过的桥段，他一概省略，只留下他在武侠类型片之上尝试的新变化。
现场有观众问徐皓峰：“中国动作电影应该坚守什么”。徐皓峰说：“中国电影在一开始，就向世界输出不同价值观，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他的寻找，从2010年就开始了。
“真会打架了”
在拍武侠电影之前，徐皓峰做过三十多年的“书生”。作为“书生”，他读《大成捷要》《不动明王咒》和《犹大福音》，写过四部颇为别致的长篇武侠小说，也扎扎实实为几位民国武人做过口述历史。他也习武，正是这些经验，让徐皓峰一直觉得，武打片的人物不应该在空中飞来飞去，他决心“培养一个中国大陆的人”，来“真打”。
2010年，徐皓峰为电影《倭寇的踪迹》寻找男主角。因为一直想要“做一部胶片电影的男主角”，青年演员宋洋果断去试了戏。
因为太像“台湾偶像”，宋洋被否了。经纪人不甘心，寄去宋洋在《大明嫔妃》中的打戏片段。片中，宋洋“粘着胡子，很犀利地打”，让徐皓峰有了兴趣，他请宋洋“留着胡子再见一次”。
两次见面，徐皓峰都没让宋洋表演，而是跟他闲聊。包括问他，最近两年打过架没有？“没有，”宋洋开了个玩笑，“我小的时候挨打，大了就发现，打架其实是一件很促进消费的事情，打不起。”
影视剧的武戏，通常由武术指导编动作。开拍前，武指做示范，演员在旁边学，学完之后顺两遍就开拍。如果动作还是卡壳，就找替身来打，打完后，补一组演员的近景镜头，就算是拍完了。
徐皓峰拍打戏，跟主流很不一样。
《倭寇的踪迹》开机前，他请来北京的大成拳师父王建中，给演员们做武术培训——站桩，一站就是一周。
正式拍摄时，宋洋更懵。徐皓峰编排武打动作，从不手把手示范，而是让演员自己一步步尝试。“有时候一个错步我会一直走，他在监视器那看。直到有一下，他说：‘刚才那一下是对的。’我就赶紧巩固。”宋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拍完《倭寇的踪迹》，徐皓峰又让宋洋出演《箭士柳白猿》，拍摄前派宋洋去山东泰安，找嫡传的形意拳师父韩瑜学一个月。
“我以为一定会有个很酷炫的练习场，里面有沙袋。”宋洋说，“结果，他把我带进烈士陵园，旁边老头在拍树、打太极，我就在那儿开始站桩。”
站过一段时间，韩师父才教给宋洋五种形意拳法“劈、钻、崩、炮、横”。宋洋学了两三天，自觉已经打得像模像样，便又向韩师父讨教形意十二形。“韩师父说，你们徐导不让多教。”
宋洋后来听师父说，他的徒弟甚至儿子学武，都要先站三年桩，“每天站，他坚持得下来我也不会直接告诉他怎么打，而是我在旁边碰他一下，他身体一歪，找到一个劲儿。”宋洋渐渐理解了徐皓峰的用意：“学得越快越不管基础，没有长年的站桩建立脚和地的那种关系，打出来的动作是变形的，最后就成了杂耍。”
山东练武归来，徐皓峰让他拍开对方的手，宋洋能脑补接下来的动作：“拍开了，我还站在那儿有什么意义呢，我一定往侧面有一个上步，我的目的不就是贴近对手嘛，这样我的下一个招数就用得出来了。不是对手来配合我，而是我确实去击打了他。”宋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渐渐地，他发现自己会打架了：“就算两三个人朝我打过来，我也能本能地知道，怎样把他们击倒，让自己少受点儿伤。”
电影拍到重头戏“柳白猿踢馆”，原剧本是一个打七个，徐皓峰让宋洋打四十多个，而且大量运用全景、长镜头，十分考验演员的真功夫。开拍时，宋洋得了重感冒，没吃药，两天拍完，感冒就好了。
宋洋觉得，徐皓峰的指导方式类似于武行师父：“他不会跟你说得很白，很多东西他都是希望你去悟。如果你悟到了，在现场演的时候做到了，他会很稳地坐在监视器那里，看着你笑。”
不撕破脸皮把事儿办了，是能人
徐皓峰追究真功夫，也关心功夫背后的传统。比如箭道。
影片《箭士柳白猿》的主人公柳白猿是武林仲裁人，无论哪里的武馆起了纷争，都会叫他去平息。柳白猿手持一张弓，强弓拉满，众人服膺。这个角色是徐皓峰虚构的，但他又有充分的现实依据。
弓箭既是兵器，又是礼器。“以前贵族之间交往，最重要的礼节叫射礼。大家分成几组比赛，一方胜出之后，众人换组，换组再射、再换，几轮之后，你会发现无胜无负。”徐皓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箭道指的就是这个，用来平衡等级。”
与之相对的是“酒礼”：酒礼由官方举办。酒礼上，官方的人员居于卑位，民间的有德者和寿者居于上位，然后以此排序，通过喝酒把等级确立下来，民间与官方也因此达到一个和谐关系。“中国关于平等和敬老尊贤的修养，等于就通过这两个集体活动确立下来。”徐皓峰认为，“文字口号对人的影响很小，改变不了社会风气。”
古人把弓箭当教育器材用，开发出士大夫修身治国的基础必修课。“弓握正了箭才能射得远，一个人要办成事，首先他心必须是正的，这样修身和治国的关系就好理解了。”徐皓峰说。
射箭作为上古技法，在武林中受到尊重。“太极一直有种说法，叫‘身备五张弓’，就是拿射法来解释拳劲儿。”徐皓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人一拉弓，他拉弓的姿势和状态就能一下子显示出他的武功有多高，这是根据拳理来的。”
古代考武状元的人学弓箭不学拳脚，地位却比民间拳师要高，也是因为前者能很快地把箭术转化为徒手格斗，而且能量非常大，就像黄金兑换成钞票。
“柳白猿”是徐皓峰虚拟的名字。在真正的武行，仲裁人不叫“柳白猿”，而叫“大师兄”。大师兄并不是师父收的第一个徒弟，武艺也未必最高，关键得面子大。梨园里也有“大师兄”。徐皓峰看电影《霸王别姬》，发现葛优扮演的袁世卿就是仲裁人，处理戏班里的纠纷。
“以前中国是人情仲裁的社会。‘给我个面子’这个词儿就是仲裁人说的。”徐皓峰说。不撕破脸皮把事儿办了，是能人。
这种仲裁文化在20世纪初受到冲击。电影中，柳白猿卷入一场暗杀行动。
1920年代之前，暗杀与中国民众信仰的道德是冲突的。“习武人做暗杀的非常少，因为在道德上立不住。”徐皓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看一下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的刺杀行为，都非常幼稚，经常因为手忙脚乱造成暗杀不成，说明没有职业刺客帮助他们。”
《箭士柳白猿》中，柳白猿最终放弃了刺杀，历史的选择却恰好相反。
1927年，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追封自己搞暗杀的先烈，并在长沙创办黄埔军校的分校，训练特工。习武人逐渐加入。“所以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再去刺杀，那个水平就太高了，你都不能想象是同一个系统的人。”徐皓峰说。
礼崩乐坏，箭道不再。武人们成为军阀豢养的群体。徐皓峰在小说和电影《师父》中讲了这段历史。《师父》里，天津武行仲裁人邹馆长感叹：“二十年来，我看着军队一步步败坏，看着习武人沦为玩物而不自知。”
“规矩”有什么意义
2000年以后，内地武侠电影热闹起来，徐皓峰觉得这种热闹是畸形的。直到2006年，他仍然愤愤地写博客，形容中国武侠片“有艾滋病”：追求视觉奇观，没有切入生活中的真问题。
徐皓峰怀念之前的中国武打片。因为承担过社会写实的作用：“李小龙表现的是中国人的自私，成龙最好的电影表现的是愚蠢的官僚体制，吴宇森表现道德沦丧的民间。”
徐皓峰关心的真问题，是功夫和传统规矩的衰落，他概括为“礼崩乐坏”。
宋洋问徐皓峰，现实生活中还有没有武林。徐皓峰说：“有，只是你见不到。”宋洋在山东泰安跟韩瑜学武时，看到他的徒弟们下了班从城市各个角落赶来。一次晚餐，两个徒弟在桌旁站了两个小时桩，只在散席时匆匆扒拉两口凉菜。
《师父》片尾，咏春拳传人陈识离开天津，天津武行领袖邹馆长感叹：“咏春拳绝了。”电影首映时，一个火气很旺的观众揪着这话问徐皓峰：“你为什么说咏春拳绝了，那我们呢？我是叶问第四代传人。”
“徐导笑嘻嘻的没有正面回答他，”宋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抢过话筒，说一部电影如果是好电影，它的对白不会那么的白。你说这句词的意思是哪种绝了呢？”
同样“绝了”的还有于承惠的武艺。拍《箭士柳白猿》时，徐皓峰要宋洋走一段醉步，让他找于承惠学。“于老给我示范了一下醉拳。一瞬间，他的单膝卡在我双膝之间，他的头已经靠在我脖子的位置，他两手一抬，我的两个手被夹在外面。然后他腿一歪，把我中心一破，两手一推，我就出去了。于老的功高，真的是。”
2016年3月3日徐皓峰和洪金宝对谈上，主持人让洪金宝选一名提问观众，洪金宝点到前排的一个女生。女生接过话筒，对徐皓峰表达了一番崇拜，全场哄笑。女生问徐皓峰，他武侠电影中的“规矩”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非常感谢你的到来，你刚才说的那些胡话，在洪先生心中增强了一点我的位置。”徐皓峰转向洪金宝，“如果洪先生觉得我还可以，我将来想请洪夫人出马，出演我的电影。”
徐皓峰对台下的女生微笑：“我现在就向你演示了凡事要讲规矩。传统中国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它提炼出来的人的交流和办事方式，有它独有的魅力。只不过在我这代人出生之后，眼见这种东西消失了。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要形成新的规矩，但是又没有形成的阶段。我在我的武打片里，展示老样中国人的规矩，其实也就是给你们做个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