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期，“人工智能”在中国解禁，一度掀起研究热潮。但很快又与“特异功能”汇流，走了很大一个弯路。

举世瞩目的AlphaGo与李世石的五局围棋大赛，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lphaGo取得了3：1的优势。这场比赛在人类科技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不过呢，回究既往，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却存在着很多遗憾。

第一大遗憾，50-70年代，被“哲学思辨”所困

人工智能研究的起步，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则迟至80年代，才实质性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之所以这样滞后，与苏联有很大关系。

在苏联，“人工智能”是一个长期未被正名的学术名词。苏联学术界一度只能在“控制论”这一名目下，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苏联官方组织了针对“控制论”的批判运动，将其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伪科学”，这种曲线研究的空间也消失了。至60年代赫鲁晓夫当政后，“控制论”渐被解冻。不过，苏联学术界似乎更热衷于在哲学层面论证“控制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具体的“人工智能”研究仍乏善可陈——70年代北越曾向苏联转交过从南越手中缴获的美制IBM计算机，苏联官方也未组织力量进行认真的逆向工程研究。

受苏联影响，中国在50年代几无“人工智能”研究。60、70年代，苏联虽解冻了“控制论”，但因中苏交恶，中国学术界将苏联的这种解冻斥之为“修正主义”，“人工智能”的研究继续停滞。当时主流的论调是：“‘人工’造得出‘智能’吗？造不出。……‘人工智能’这个说法很容易为唯心论钻空子。人工可以造‘智能’，那么，将来一定要出现具有比人还要高级的‘智能’的东西了。……苏修一些院士……大肆宣扬‘人工智能’……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

直到80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才作出了“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是科学实践，而不是哲学”（林京耀）这样的反思。

第二大遗憾，80年代一度与“特异功能”纠缠不清

70年代末期，“人工智能”在中国解禁，一度掀起研究热潮。但很快又与“特异功能”汇流，走了很大一个弯路。这种汇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者”与“特异功能”搅在一起。第二个层面，是社会上一度将“人工智能”与特异功能”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一并斥之为“伪科学”。

出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都与当时最知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有密切关系。一方面，钱学森主张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并认为“人工智能”和“特异功能”，都属于“形象思维学”里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文章与讲话中，钱学森经常性地将“人工智能”和“特异功能”相提并论。许多“特异功能”圈子里的会议，当时也常邀请“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出席。

另一方面，在“特异功能”遭到质疑时，钱学森也常常把“人工智能”搬出来为“特异功能”保驾护航。如1982年胡耀邦针对“特异功能”作出指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稍后，钱学森即写信给中宣部，提出抗议。钱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够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我也向你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

鉴于“人工智能”与“特异功能”如此搅缠不清，许多科学界人士曾努力想要厘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如1981年，于光远在长沙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上演讲称：“我来长沙之前，有人问我参加什么会，我告诉了他。他问我‘人工智能是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我说不是。……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一门伪科学，不但不应该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

至1984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观看儿童与电脑下棋，指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人工智能研究在中国的境遇，才有所好转。大约同期，人民日报上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报道也渐渐多了起来。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相当之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