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九十年，回顾历史，仍历历在目。

尽管，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府遭受着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妖魔化，甚至连其名字也被说成“北洋政府”。然而，读史者必须承认，北洋政府几乎是近百年中国史上最好的政府。

君不见，北洋政府执政时期，中国宪治轮廓渐成，民众享有言论自由，文字狱几无所闻，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将其称为“北洋政府”的人，是想让人联想到“北洋军阀”，继而“军阀混战”，继而“民不聊生”。其实，中国近100年来，何时停止过混战，屁民何时聊过生？如果硬要找100年来百姓聊生过的时期，非北洋时期莫属。 

好到何种程度，与坏到何种程度成比例。我们来挑选北洋政府最不光彩的一件事情，说一说3·18惨案。近100年来，有许多惨案。其中，对中国民众、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灵造成巨大创伤的，大概是这3个：1926年的3·18，1947年发生于台湾的2·28，另一个忘了。

3月18日，一个黑暗的日子。当时的中国政府，杀死了47名示威者，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如果，他看到后来统治者的罪行，就不会用“最”这个字了，或者加个“截止当时”的时间定语

当时环境很复杂：国民党在南方捣乱，外国驻军，苏联从中挑唆，当时的政府缺乏执政能力，种种因素酿成了惨案。太复杂，本文不谈前期过程了。

3·18惨案是当时中国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当时社会各界对惨案做出了强烈反应，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中国政府有诸多可取之处。尤其是政府总理段祺瑞，不管他在其他地方有多少对错，至少在3·18事件上，段祺瑞留下了千古英名。

杀人固然是罪恶，但杀人之后表示忏悔，并允许被统治者批判，总比杀完人还禁言要好。 

愿类似惨案永不再发生，愿苦难的中国早日进入政治文明。

媒体谴责政府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现在的人，知道3·18，大都是通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当时就此惨案连续写了7篇檄文。如果当时没有发表的地方，他的7篇文章只能关起门来给许广平读了。

可见，当时的中国，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那时候还是议会政治、司法独立的时代。因此，政府的暴行是能够受到媒体抨击的。郭老学徒曾经比较过中国近100多年来各个时期的言论自由，我在文后有链接。

当年的媒体，还是很有骨气的。

举行万人公祭

3·18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中国政府。据说，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沈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是无法挽救的”。   

可见，当年的学校，也同样有骨气。

国会谴责政府

中国的国会具有“花瓶”传统。可是，就连当时的“花瓶”国会，也不容忍中国政府对平民和学生的杀戮。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

总理至死仍在忏悔

据说，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时任政府总理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

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1936年，段祺瑞的身体病痛不断，已经相当虚弱，医生建议他吃点肉以增强体质，他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后人写到这段历史时，有如下一段话：段祺瑞作为军阀执政府首脑，尚且人性未泯，尚且懂得屠杀无辜民众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导致政府垮台

段祺瑞的忏悔无法挽救政府的灭亡。

“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就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结论：后来的中国政府进步了吗？

向平民学生开枪的政府下台，苍天有眼。

但是，换个新政权，中国政治进步了吗？事实相反。杀戮发生1个月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倒台。然后，由苏联支持的冯玉祥走上台面。苏联人的挑唆取得了短暂的成功。

再后来，广州的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来的历史书为此大声欢呼。但是，很遗憾，无论在言论自由，还是议会政治方面，新政府均比前任中国政府退步。

段祺瑞政府内阁辞职谢罪，段祺瑞本人下跪吃斋，后人如何比较？

中国的政治生态，在很多方面是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