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瑞
人民网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
您好，欢迎做客人民网！您的成名作《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是一部历史小说，那么您怎么来理解历史和历史小说的界限？难道就是真实与虚构的区别么？
王月瑞
就我所知，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限很难厘清，其概念也各有解读。我的解读是，历史是史学家对过往真相的写实还原（记录历史），历史小说是文学家对过往真相的虚构还原（在历史大背景下重构甚至架空历史）。真相已经过去，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都无法做到绝对真实（百分百），因而，即使史学家所写的史书，也带有主观虚构成分。孔子编著《春秋》，名曰公正，实则微言大义，褒贬跃然纸上。司马迁写《史记》，某些记载和描写与后世学者的考古和考据出入甚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史记》看作历史小说。后人在《史记》基础上写成的《东周列国志》，也基本就是历史小说。反过来说，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三国演义》看作历史。实际上，在今日的许多人看来，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历史了，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赵云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相信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作为历史小说，《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与《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一般无二，都是对历史真实的虚构还原。此书中的大多数人物，大多数事件，都可见于历史记载（在历史背景下）。我所做的，就是凭借想象力，对这些记载背后的细节或遗漏作尽可能的填充，让人物栩栩如生，让事件生动再现。譬如对苏秦，其一生轨迹，《史记》仅用五千来字进行描述，字里行间有太多真空，我所填充的也正是这些真空。如果我们将《史记》的记载看作历史，看作真实，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充足理由将我的填充看作完全虚构。我们不能证实，但也无法证伪呀。
主持人
您书的特色是“智谋”,但也包括“权谋”。您怎么辨别这两种“谋”？此外，无论是“智谋”还是“权谋”,主角都是人。您是如何平衡各种“谋”和人的心理关系的？
王月瑞
权谋和智谋不同。这两个词都可以反过来说，权谋即谋权；智谋即谋智。权谋玩的是力服；智谋玩的是心服。权谋如泰山压顶，令人肉跳；智谋如翻江倒海，使人心惊。权谋的基础是权力，主子驾驭奴才，奴才争夺恩宠，都是因为权力。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及时下流行的官场小说，包括各式宫斗等，大多属于权谋，字里行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智谋的基础是智勇，讲求斗智斗勇。苏秦与张仪、孙膑和庞涓斗的都是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曹操、周瑜、司马氏等斗的也是智。智谋、权谋都是谋。而所有的谋，又都是谋人的。既然是谋人，就不能摆在明处，因而叫阴谋。阴谋就是谋于阴，这个阴既指行为不张扬，也指在心里筹算。阴谋不是贬义词。阴谋的本义，并不是我们今天的理解（坏人坏谋）。《鬼谷子》一书明确点出“圣人谋于阴，成于阳”，可见阴谋是“圣人”之谋。从字义上讲，谋于阴，是在暗中谋划或布局的过程，玩的是心计。成于阳，则是将暗中所谋，即所玩的心计，付予实施的过程。谋于阴是运筹帷幄，成于阳是决战千里。谋于阴不纯粹是搞诡计，玩小动作，成于阳自也不完全是指光明正大。光明正大，不叫谋，也不需谋，只需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就是。谋于阴与成于阳是谋（包括权谋与智谋）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比如，大家都觉得鬼谷子神，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他“谋于阴”的过程，不知道他在暗中都做了什么，只看到他的“成于阳”。再比如下棋，谋于阴是在心里谋划，成于阳则是走棋过程。我走的棋，你能看到，你走的棋，我也能看到。但你我在心里是如何谋划的，则为彼此所不知。
主持人
《鬼谷子的局》中写到稷下学宫和“百家争鸣”，读起来堪比古希腊的雅典学院。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胜一筹的是，知识分子与君王之间，是双向选择的。他们的主张和理念很有可能经世致用，为当政者所采纳，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当一个国家的政策成了知识分子的理论成果孵化器、谋略家和兵法家的试验田的时候，对百姓来说是否是福气呢？
王月瑞
《鬼谷子的局》讲的正是流行于那个时代的百家学者，鬼谷子一门只是故事串线人物。在故事中，这些百家学者时而分散于列国，各抱地势，勾心斗角，时而汇聚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申论时政，争鸣学术，在时政参与度上，确实胜过古希腊诸贤。这里解释一下，由于地缘关系，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子阶层）并不知道天下有多大，认为天下无非就是列国诸侯，周边是蛮夷戎狄，皆不开化。实际上，他们的智慧并非独存于世。在公元前500到200年之间，与他们山水阻隔的印度正在进入佛陀时代，佛祖及其弟子（诸菩萨）将古印度文明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人类最伟大、最高深的佛教文化，而在更遥远的地中海边，古希腊人也产生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诸贤思想，形成了西方文明之流的源头。后人称之并称为三大文明轴心时代。就三大轴心而论，印度轴心偏重于内修，希腊轴心偏重于外观，中国轴心则偏重于应用。
中国轴心的这种偏重与当时的“天下情势”相关。自春秋以降，天子式微，礼崩乐坏，诸侯坐大，兼并加剧，战争频仍，百姓不堪其苦。尤其在进入战国之后，诸侯争强，七雄并立，中原逐鹿，弱肉强食，民不聊生。为使天下尽快走向安定，百家学者（诸子）无不挖空心思，各献奇策，各出怪论，四出游说列国君王，将其学说应用于治乱。正是由于百家学者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战国乱局方才得到改善，最终形成秦国一统、大汉雄立的庞大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诸子百家的活动有益于百姓福祉。可惜的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注意，尊的只是术，而非百家争鸣时代的孔孟之道）之后，儒术坐大，百家多遭封杀，中国文化自此失去原创动力，江河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