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天津市武清区做调研的时候遇见一个小孩儿，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对着院子里的树说话，还骂骂咧咧。问他爸爸妈妈是否在家，他也不回答我们。当他的奶奶拄着双拐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个小孩儿对着树说话，说了一整天。”近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六届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讨会上，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徐丽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最需要父母关爱的时候，有一些孩子终日面对的只是年迈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婆，或许还有守门的土狗和需要饲养的猪猡。他们没有玩伴，也不愿意与外界过多接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

关爱留守儿童，如果家庭缺位，政府该怎么介入

国务院2016年2月14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父母不是有意而是不得不疏于对子女的照顾时，政府是否要承担起一定的‘直接责任者’的角色？”这是著名社会工作学家王思斌教授对政府的期望。他期待建立可监督和有效运行的儿童支持服务体系。

关于儿童福利制度的建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誉院长陆士桢教授认为，随着综合国力提升，福利事业发展，困境儿童实际获得的生活、医疗等方面救助不断提升，但总体上我国困境儿童的全面救助保护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儿童福利制度设计上，我国明确了儿童福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049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面向全体儿童的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实现全体儿童普惠的高层次的福利保障和高水平的服务供给。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徐永祥认为，在现阶段，在积极建构“适度普惠型”的家庭社会政策时，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既可以加大对农民工家庭、有抚幼或养老责任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直接投入，也可以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向这些家庭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

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作用，为留守儿童的成长保驾护航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留守儿童保护。意见认为，应该加快孵化培育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民政等部门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深入城乡社区、学校和家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和家庭关系调适等专业服务。

在关爱和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各方力量中，社会工作者的作用逐渐凸显。王思斌教授指出，社会工作者应当向政府官员及社会力量宣传以儿童—家庭为本的理念，比如了解和评估留守儿童的真实需要，连接各方资源，形成救助、关爱保护合力。

在社区工作这一块儿，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陈红莉带领她的团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014年她带领她的学生在社区居委会大楼建立郦民社会工作站，探索以社区为纽带，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他们成立了一些留守儿童的同伴互助小组，比如英语学习小组、手工小组、足球队等。当然，社工服务一开始也遇到了困难，陈红莉说：“第一天我们揣着问卷和调查表逐一登门发放时，有的群众根本就不开门，有的觉得填个表有啥用，还有人以为我们是计生委的人，是过来摸底的。”

王思斌教授在谈到社会工作要连接的资源时，特别提到了要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和亲属、邻里的关系。在父母或实际监护人照看无力时，留守儿童可以在邻居家吃饭、甚至接受课程辅导，这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近几年，农村社区逐渐衰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农村景象很难再看到。“在社会转型期，有些村庄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失范，大量留守儿童被性侵便是失范的表现之一。或许在救助留守儿童之时，乡村的范式也应该重新被建立。”

尽管需要关爱，但专家们认为，农村留守儿童不应是一个污名化的标签，这些孩子不是“问题儿童”，他们遭遇的困境是整个中国、或者说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会面临的困境。尽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是治本之策，而在这个稍显漫长的过程中，家庭、政府、社会应各尽其责，形成合力，让农村留守儿童的天空不再有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