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农研究者的回乡笔记系列之一，作者张雪霖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探讨了当下天价婚姻、高额彩礼的成因和乡村家庭伦理的变革。
一
高额的彩礼、家庭组织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正是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竞争焦虑的不自觉适应，也是底层社会的竞争策略。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我的家乡是安徽亳州，在春节回家的火车上，对面坐着一家三口，安徽阜阳太和人，夫妻俩46岁，儿子22岁，高中毕业，女儿在家上高一。他们夫妻俩在湖北宜昌打工有十几年了，租个门面做餐点生意，卖油条、烧饼、包子等。阜阳和亳州距离很近，1个小时火车的距离，地方文化是相同的。恰好我先后两次跟随团队在宜昌乡村做过社会调研，分别是2013年4月在宜昌点军区，2015年12月在宜昌秭归县，可以说对宜昌当地的家庭社会文化还是相当熟悉的。于是，就跟老乡攀谈起来，聊聊他们在外打工的生活。
崔阿姨夫妇俩在宜昌做小生意十几年，儿子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去宜昌给父母做帮手了，女儿一个人在老家读高一。家里几亩土地流转给村里老乡，450元／亩，只有春节才回老家，甚至有的春节也不回去，目的就是为了多挣钱。在房价上涨前，2007年崔阿姨夫妇以1000多元／平方米的价格，在宜昌市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商品房。儿子今年22岁了，到了结婚的年龄，之前在宜昌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但是由于父母不同意，俩人就分手了。今年春节回家就要给儿子相亲，认为还是找个老家的媳妇比较靠谱，至少家庭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一样。他们在宜昌生活感受到地方文化冲突，这也是儿子与宜昌女友分手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崔阿姨说儿子的前女友让自己最不能接受的有两点：其一，生活观念上，宜昌人太爱吃喝，对生活的要求很高。对于地处皖北的崔阿姨而言：“我们生活吃喝只要过得去就行，有的时候忙起来，随便吃点就行了，挣得钱都节俭积累下来，好留给儿子。但是对于宜昌人而言，这种节俭的生活是无法忍受，挣钱不花是傻瓜，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其二，生育观念上，不管是生男还是生女，生一个就够了，不愿意生二胎，父母也不愿意为子女操心太多，更注重自己的生活享受。这一点崔阿姨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他的老家是一定要生个儿子的，父母这一辈子的奔头就是为儿子娶媳妇抱孙子，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攒下来的钱都是给儿子娶媳妇的。
既然打算给儿子回家娶媳妇，就要按照老家的规矩来办，阜阳和我的家乡亳州都地处皖北，现在婚姻的市场价不断攀升，现在为儿子娶媳妇除了需要建一栋楼房外，还要支付十五六万的高额彩礼。崔阿姨说他们村里大部分都建了两层楼房，还有一些建的是三层的，三层根本就住不完，没有必要，但都是比着建起来的。儿子今年春节回家准备相亲，为了提升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本，她也在纠结着要不要在村里再新建楼房，家里的楼房还是10年前建的了。但这十几年在外做生意挣的钱，在老家的镇上已经买了2间门面房，宜昌市也有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崔阿姨想现在老家新建楼房属于纯消费性的，用处不大又要花一大笔钱，就先不建，等儿子相亲定了后再看女方有啥要求吧。
二
春节回到家，不管是庄乡邻里串门聊天，还是走亲访友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聊的最多的就是结婚吓人的彩礼故事。两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结婚彩礼为10万到12万，今年的行情已经普遍上涨到15万到16万。而最近家乡口耳相传的就是一个彩礼要20万的故事，家乡的父母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人都忍不住感叹下“真是不得了，这咋弄”。庄乡们心里都清楚，有一个人要价20万开了头，慢慢的就成为大家效仿的对象，最终成为普遍的市场行情。尤其是家里有2个儿子或者3个儿子的，父母都已经着急的不行不行了。我们村里的一户叫学习的，有2个儿子，大儿子过了年22岁，小儿子18岁，大儿子已经相亲好几个，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庄乡在议论时都为学习捏一把汗，大儿子相亲再不成功，就有可能打光棍，小儿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因为在我的家乡儿子一旦到了21岁婚事还没有定，父母就开始非常焦虑了，因为到了二十三四就比较难找了，在婚姻市场上有可能被淘汰。而今年相亲出现的新形势是，女孩一听到对方家里有2个儿子，更别说3个儿子，连见都不见。现在女孩相亲找对象的标准从过去兄弟多家族大变成了现在的要独子、有钱、父母年轻健在，因为若是独子和父母年轻健在的话，父母还能劳动，挣得钱都归独子，还能帮忙带孩子。村民议论时无法理解：“一听说两个儿子，连见都不见，这是啥道理。你先见了面，有啥要求尽管提，这连见都不愿见，咋弄。”这也对村民的生育观念带来很大冲击，过去村民追求多子多福，兄弟多家族大，没人敢欺负，而现在真的变成“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国家虽然放开了二胎政策，但是现在头胎生了儿子的，虽还想生个女儿，但愣是不敢生，就怕再生个儿子，到时候只有哭了。
我家乡的父母们就像火车上的崔阿姨一样，在外拼命打工挣得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不舍得穿，为的就是实现家庭财富积累的最大化和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自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已经开始为儿子操心，为将来娶媳妇做准备，因为儿子娶不到媳妇打了光棍，不仅父母自己一生愧疚，死不瞑目，就是周围的庄乡邻里也会在背后指责父母无能。而如果做父母的贪吃爱喝，存不住钱，村庄社会舆论就会指责父母不正混，家里没有钱，也没有人愿意给其儿子介绍对象。
而宜昌秭归的地方文化与此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父母为儿子操心的太少，父母的人生任务主要是将儿子抚养成人即可，儿子娶媳妇结婚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父母在有能力和顾好自己生活前提下，才会辅助帮忙娶媳妇。而结了婚后，父母一般也不会帮忙带孙子，一代人只管一代，带孙子是儿子自己的事情。因为代际之间并没有资源向下传递的压力，当地人注重家庭财富的积累，挣得多花得多，挣得少花得少，挣多少花多少。令笔者惊讶的是调查的一个村庄家庭存款在5万以上的居然不超过一半，还有很多家庭住着土房子。
在秭归调研，一个30来岁的男青年在北京服装厂做技工，2015年收入为9.6万元，这是相当高的，甚至比很多高校毕业生都要高很多，但是除掉开支只剩下1万元。还有一户7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个儿子40多岁，光棍，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的生活享受。在家种田养了三头猪，卖了一头，杀了两头当年猪，当问及杀两头猪吃是否太多，她惊讶地说：“家里三口人杀两头猪，还划不到一人一头，怎会多呢。”此外，她每天要喝一斤白酒，一个月抽一仅烟，顿顿都有肉，“想吃肥的有肥的，想吃瘦的有瘦的”。这要是放在我的家乡，大家绝对是不能理解的，就会觉得父母太不会做人了。两地对比，宜昌秭归的父母生活的轻松安逸无压力，注重生活的享受，生活水平高；而皖北的父母们不仅压力大，还生活的相当简单粗放。但另一方面，秭归农村却形成了普遍的贫困积累和大量的光棍，笔者调查的一个自然村落不足200人，30岁以上的光棍却高达22人。而皖北村庄的光棍却普遍比较少，父母虽然压力大甚至为儿子结婚而负债，但是子代却因为结婚都有了第一桶金，拥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和机会。
三
阎云翔曾提出兄弟之间因为竞争通过婚姻索要高额彩礼来实现家庭财产的提前转移，最后的分家就只是一个形式了。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在我的家乡即使一个儿子也同样索要高额的彩礼，这仅仅用社会性面子是不足以解释的。特别是现在女儿相亲提出来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两个儿子的都不愿意给相亲见面的机会了，彩礼不断水涨船高。
随着市场的自由开放和农民对市场参与的深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的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同时全国性的阶层分化也已经出现。面对着阶层分化和社会地位竞争的压力和焦虑，对于女性而言，婚姻的性质发生变化，婚姻由目的变成了现在的手段，即实现阶层竞争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手段。所以现在即使是独子，女性也要索要楼房和高额彩礼，不再是兄弟之间竞争家产，而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一个人要了20万的彩礼，大都会效仿和跟进，因为索要的高额彩礼并不是给女方父母，而是属于女方小家庭，第一桶金就可以存到银行。同龄人都要那么多，你若不要，在社会竞争的比赛中你就要落后，一步跟不上，可能步步跟不上。彩礼的不断跟进，至少能保证年轻人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和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中西部农村的女性资源在流出，就会进一步抬高婚姻的成本。娶外地媳妇很容易跑婚或离婚，娶个媳妇的成本太高，媳妇一旦跑了，父母很难给儿子再婚，那么家庭也就很难再翻身，所以就加剧了对婚姻市场中本地女性的竞争，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要价也越来越高。现在的农村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从未有的丰裕，但同时中西部农村也构成了中国庞大的底层社会。在阶层分化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重有限的限制下，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竞争的压力，唯有通过婚姻向家庭内用力来实现压力的转移。高额的彩礼、家庭组织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正是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竞争焦虑的不自觉适应，也是底层社会的竞争策略。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头脑中没有阶层的意识，更不知道阶层的概念，但是他们在熟人社会面对面互动中却感受到的是深刻的竞争压力。
村里的梁子和燕子是亲兄弟，梁子是老大，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不仅在亳州市买了房，2015年又在家建了楼房。而燕子在北京打工，家庭经济条件稍差，又有两个儿子，家里现在只有存款30多万，还没能在城里买房。今年春节他不想回家过年，觉得自己穷，没本事在城里买房，会被人看不起。在她媳妇的再三劝说下，才回家过年。一向开朗幽默的燕子，往年见到我总是“大学生”“大学生”的喊，今年再见到他却总是郁郁寡欢，心理憋着一股气。村庄中最亲密的兄弟之间，充满了厚重的情感和责任连带，但市场参与日深的今天也同时被阶层分化的激烈竞争压力所撕裂。就像燕子一样没能像哥哥那样在城里买房，心理的沉重压抑使得他逃离春节，因为春节是乡村熟人社会和亲朋好友的大聚会，也是各种仪式性消费和日常性消费的集中展演。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生活的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村庄中处于中下层家庭的压力是巨大的，心是被撕裂的，社会关系是脆弱而敏感的。
四
理解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形势，我们就无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单向度地去批判乡村的衰败，抑或道德的沦丧、孝道的衰落以及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危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潮流下，乡村的空心化和“衰败”是必然的，我们不能指望乡村建设的比城市还美，也是没有必要的，农民在不自觉地实现着接力式进城。因为所拥有的稀薄资本，农民拥有的优势在于土地和劳动力。在全国性自由劳动力市场形成后，除了少数拥有特殊资源禀赋的农民在市场分工中占据优势，大部分农民经济收入的分化主要依赖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女孩择偶标准的新风向是独子和父母年轻健全，这样儿子成婚后就能组建新三代家庭组织，父母不仅可以外出务工挣钱，还可以在家种田带孩子。通过家庭组织内部的深度动员来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务农的收入和多个劳动力务工的收入，就能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再通过省吃俭用就能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正如父母所言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儿孙们。
所以你在村中生活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竞争的压力，内心似乎很苦，父母很傻，但是你也感受到社会的活力和社会流动的希望，正是因为有社会流动的希望，父母才要牟足了劲，燃烧自己，点亮后代。全世界似乎只有中国才存在隔代抚养，也只有中国的父母会帮子女孩子。
通过对比道理就会很明显，我们村里的燕子家庭存款有30多万了，放在秭归的村落简直就可以说是首富了，但是他觉得自己还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和哥哥比自己很穷，连春节都不想回，你能感受到内心积累的巨大能量，心理能量就会在接下来的勤劳持家中释放。相比秭归地区农村熟人社会内部有强有力的去分化机制，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并没有转化为村民之间的社会竞争，村庄社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生态。父母并没有像我的家乡那那样为儿子操心，结婚成家主要是儿子自己的事情，孙代的抚养也是儿子的事情，也就是说子代家庭的再生产唯有靠子代自身。
因而，和全国大部分农村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不同，当地普遍形成的是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妻子在家种田带孩子，丈夫外出务工。那么相较于代际分工下的新三代家庭组织，秭归的核心家庭组织的社会竞争力是很不足的。
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后，秭归和我的家乡属于两种家庭再生产的模式，秭归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个体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都依赖子代个体自身的努力。而我的家乡可以称为是一种家庭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都依赖代际之间的通力合作来完成。显然新三代家庭模式的效率和社会竞争力要比个体模式高，正是通过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来实现的。在传统相对封闭的地方通婚圈内，个体模式也能实现家庭的再生产，但是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和阶层分化竞争的时代，个体模式下的家庭再生产竞争不过家庭模式，就面临着家庭再生产的困境，突出的表现就是秭归农村家庭残缺者的高比例，即婚姻缔结困难的光棍数量很多、结了婚后媳妇离婚或跑婚的很多。
五
当下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不是虚话，对乡村巨变的观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人式的哀怨，更需要理性客观的剖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才是对9亿农民最深沉的爱。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因为拥有的资本稀薄，面对着汹涌的消费产生的阶层分化，他们正在通过家庭组织形态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来适应，在看似衰败的乡村社会中潜藏着社会流动的活力和希望。同时，他们的内心确实感觉到很苦很累，财富增长的速度越来越赶不上消费的提升，“现在花钱太厉害”成为心理的紧箍咒。国家政策的导向不应再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而是引导农民将财富的积累转化为家庭的发展能力，投资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才是新科技时代实现社会流动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