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乌托邦想象今何在？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五百周年之际，托拜厄斯·琼斯（Tobias Jones）近日在《卫报》撰文探讨。
琼斯之前就是一位乌托邦研究者，曾出版《乌托邦梦》（Utopian Dreams）一书，为他在英国和意大利考察乌托邦社区的结果，追问乌托邦的意义。
在纪念《乌托邦》的文章中，更是对西方历史上的诸多乌托邦设想进行了考察和梳理。
1990年代，西方学院和政治的氛围都转向实用主义，认为理想主义者应该停止幻想，因为幻想是一种危险的习惯。但从现在来看，事情都变得不同。老布什的新世界秩序已经陷入深深的混乱，社会学家曾经预言宗教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却没料到，宗教成为21世纪主导性的政治议题。资本主义也显得千疮百孔，人们比1990年代忍受着更多的懒惰、不公和消费主义的挥霍。如果没了当代社会之外的不同活法，就像抹去了人类潜意识的梦幻和梦魇。这样一来，世界就会变得空白和稀薄。
乌托邦的虚构有时是看到美好未来的窗户，有时只是反映苍白人性的镜子。很难说究竟是希望，还是警告。乌托邦主义变成了一个学术的猜谜游戏，正是因为它是可分裂的、有趣的和富有挑战的。莫尔出版《乌托邦》五百年后的今天，这一猜谜游戏可说再度蒙尘。1月25日，伦敦的萨默赛特宫开始了一个为期12个月的展览，用装置和会议探讨乌托邦主义更新的魅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阿纳瑞斯（Anarres）的视角，这是一颗娥苏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小说《一无所有》中的无政府主义星球，《一无所有》可说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书中，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来到一颗新的星球旅行，艰难地理解这里的“有产者”焦虑：“无论他们拥有多少钱，还是为赚更多的钱担忧，是因为他们怕在贫困中死去吗？”
从柏拉图以来，作家们就在幻想一种普适的兄弟关系，血缘被无限的善所代替。这种家庭的放弃不是无我，而仅关乎自由和自由之爱。而当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当彗星出现的日子》建议在未来社会可以自由性爱时，就被公共图书馆所禁了。很多幻想家把乌托邦视为文学选择，乌托邦在他们那里变成一种狂欢仪式也就不奇怪了，正如傅里叶的《和谐》。
但在消除货币和私有财产方面，乌托邦往往与激进政治联系在了一起。从亨利·乔治的代表作《进步与贫穷》，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平均主义，都是在乌托邦主义者和政治家共享的肥沃土壤上劳作，激进的梦想也许可以在现实世界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许多作者成为乌托邦的开拓者。纳撒尼尔·霍桑是受傅里叶启发的“布鲁克农场”的创始人；罗伯特·欧文出版七本书时，在印第安娜建立了“新和谐”。威廉·莫里斯一直在梦想更好的生活方式，并付诸了实践。
另一方面，新闻故事永远在重申着乌托邦主义的陷阱。无论是圭亚那的吉姆·琼斯或韦科的大卫·克拉什，这些理想主义者都容易走向致命的狂暴。
欧文的“和谐”缺乏前辈的领导和方向，慢慢的消失了。相比之下，“呼风唤雨”（The Shakers）团体，不缺乏领导，但缺乏后代：因为他们对福音的反应是禁止性交。“果树园”团体，不仅被性问题困扰，而且蔬菜生长向下。
乔·斯坦菲尔德（Joel Sternfeld）研究美国乌托邦实验的书呈现了大量惊人的图像：犁和堆肥的厕所，表明这样的空间往往不会生长在肥沃的土壤，相反，是在贫困的地方。
那么，是否普适的兄弟情谊只是始于共同的创痛，而难友之间才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的意义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美国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吗？
近日《纽约时报》又提出了这一忧虑。美国人往往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革，但是，如果把20世纪中期的巨变同当代似乎较为平缓的发展进行对比，就会对这个国家未来的繁荣昌盛产生严重的疑问。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一般都拥有洗衣机、空调、电话和车子。互联网和电视游戏当时还没发明，但是生活总的来说也没什么两样。大多数家庭都拥有电视和收音机。成千上百万人住在郊区，在市区办公室上班，靠多车道高速公路通勤。当时美国人出生时的平均寿命是70岁，只比现在少8岁。
但把时间再向前拨回50年。当时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还不到一半。尽管福特T型车(Ford Model T)已经出现在流水线上，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依靠轻便马车出行，在土路或鹅卵石道路上往来。冰箱和电视？大多数家庭甚至还没通电呢。人们的平均寿命是53岁。
这种对比对我们下半个世纪的发展有什么启示呢？技术进步是否会持续减速呢？“美国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这个观点与硅谷那些科技初创公司与风投公司散发出的高科技乐观主义显得格格不入。但是这种观念却深深植根在当今的政治焦虑中，肯定会顽强地一路挤进全国议题。
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耐心地把这个命题整理为一系列研究论文，把自己的观点整理为一本雄心勃勃的新书：《美国增长之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这本厚重的巨著充满细节，涉及范围亦是极为广泛，为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生活水准的进步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它还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推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预言。他在前言中写道：“19世纪末以来，每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水平都会超过父母一倍，如今的年轻人还能做到吗，这本书的结尾对此表示怀疑。”
戈登教授预测，创新的脚步仍将和过去40年来一样迟缓。尽管是在互联网大爆炸的时代，这个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能体现创新在产值增长中所占的比例）的增速是过去50年的三分之一。这还不是整个故事中最糟糕的部分。随着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女性生育进入停滞期，劳动力还将持续减少。教育收益的贡献将只占一小部分，而在20世纪，教育曾是生产率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此外，收入日益集中意味着，不管增长率有多高，大多数人口将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总之，戈登教授认为，自从19世纪末以来，底层99%的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接下来几十年内的增长率将接近于零。
戈登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个预测科技进步将会放缓的人，如今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生产率增长大爆发已经消退。“教育的增长、发达经济的研发强度与人口都很可能在未来放缓，”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约翰·G·费纳尔多(John G. Fernald)与斯坦福的查尔斯·I·琼斯(Charles I. Jones)在近期一篇文章中写道。
事实上，经济学家并没有可靠的理论去预测什么因素能导致科技突破。同在西北大学任教的经济史学家乔伊·莫吉尔(Joel Mokyr)认为，有理由期待未来大量突破的到来。莫吉尔认为，戈登教授没有看到，信息技术的革新与其他最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工具与技术，从基因测序机到能够瞬间分析大量数据的电脑。这为创新带来大量的新机会，从健康卫生领域到材料技术领域，乃至更多。
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史学家戴尔德尔·N·麦克克罗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轰动大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撰写的评论中写道：“由于种种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原因，人们总是喜欢听到‘世界要完’的论调。然而悲观主义总是一个现代经济世界不可靠的指南。”
移民难民多天才？
在难民问题成为西方主导问题之一的当下，《华尔街日报》发文从才华和成就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大批卓越人才在外国开花结果，尤其是美国，新移民充满创新热情是它的一个鲜明特征。今天，外国出生的居民在美国人口中仅占13%，但是他们获得的专利占全美的近三分之一，他们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占美国的四分之一。
人们通常采用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法：来到异国他乡的移民虽然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意志坚定，渴望成功。移民工作勤奋。移民有支持他的家庭和祖国更大的关系网为后盾。文章认为，这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做法——但是具有欺骗性。移民的创新能力不是因为他的抱负而是因为他处在边缘。很多移民拥有心理学家奈杰尔·巴伯所谓的“斜透视”能力。脱离自己熟悉的地方，他们从一个角度看世界，而这种新的视角使之能够超越仅仅有才干的人。用哲学家朔彭豪尔的话说：人才能够击中别人无法击中的目标，天才能够击中别人看不到的目标。
作者称，弗洛伊德就是一个典型。小时候，他和家人随着移民潮从奥匈帝国的边陲来到维也纳。在1913年前，这座城市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不到其人口的一半。弗洛伊德试图融入这座城市，他穿皮短裤，玩当地的塔罗克纸牌，但是作为犹太移民，他一直没有得到完全认可。他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与主流的距离，足够远，能以新的眼光看世界，又足够近，能宣传自己的思想。
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心理学家斯科特·巴里·考夫曼说，像居里夫人和弗洛伊德这样的具有超常创新能力的人物有很多特质，不过他们的“经验开放性”最为重要，这对整个社会似乎也适用。
比如，日本这个国家，历来属于世界上最封闭的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迪恩·西蒙顿对日本580年到1939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在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心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将日本不同时期（从移民、国外旅行等）获得的“额外文化输入”与医药、哲学、绘画和文学等领域的成就做了对比。西蒙顿发现了一个始终如一的相互关系：日本越开放，成就越大。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古希腊，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对这个城邦的辉煌成就做出了很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从衰落中的拜占庭帝国招募了最优秀的人才。即便不请自来的“额外的文化输入”，就像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有时也会激发创造力。文化的混合带来了19世纪末的“孟加拉文艺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