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府在该国青年就业合同上做出部分退让，这是经济改革进程中可能发生的最坏一件事。披上新伪装的这些改革，实质上对劳动力市场毫无影响，而法国却在这些改革上浪费大量政治资本。法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政客在这次混乱中将得出的结论是：今后应避免经济改革。
        然而在这些荒谬行径中，有一点值得记住，那就是经济改革在某些国家确实发挥了作用，甚至受到了欢迎。瑞典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成功源于抛弃正统理念，采取切合自身的做法。
瑞典政府对经合组织(OECD)给它的很多建议不屑一顾。瑞典的劳动力市场同德国一样呆板僵化。瑞典有全球最完善、以税收为基础的福利制度之一。据经合组织统计数据，令人惊奇的是，瑞典人平均每年缺勤17周，包括休假、病假和产假(父母都有)。
        然而，瑞典的宏观经济表现令人赞叹。在1995至2004年间，瑞典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5%——甚至比美国还要高。国内生产总值(GDP)经历了2003年的短暂减速后，2004和2005年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2004年以来，瑞典的年通胀率一直在下降，并保持低于1%的水平，即瑞典央行目标区间的下端。瑞典政府一直保持着超过GDP 1%的结构盈余。没有哪个经济体是完美的，但就宏观经济表现来看，瑞典已经接近完美。
        瑞典的政策似乎瑕疵不少，那么它何以取得成功呢？瑞典不加入欧元区的决定不是令人信服的答案：除了2000年的一小段时间，瑞典克朗兑欧元的汇率一直相当稳定。瑞典的名义利率平均要比欧元区低一点，但这点差距不足以解释它与欧元区国家在宏观经济表现上的差异。
        瑞典的成功能否归因于其社会模式，也不是太清楚。的确，瑞典设法将高度的社会保障与灵活性结合在了一起。灵活性在这里并非意味着可以轻松雇佣和解雇工人的制度，相反，它的特色是各种“从福利到工作”的计划、雄心勃勃的再培训方案、帮助残疾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方案，以及世界级的教育体系。瑞典培养的高中毕业生比例全球最高，在终生学习方面也是全球首屈一指。在瑞典，灵活的不是它的制度，而是瑞典人民。
        虽然这些供应方政策带来了许多长期效益，但瑞典模式无法解释该国过去10年在宏观经济上的成功。
        一个看似更合理的解释是瑞典经济改革的总体方针。通过将经济改革嵌入透明的经济战略，瑞典成功避免了其它地方改革的有害副产品——不确定性。德国2003至2004年的福利改革，是造成这段时间经济表现欠佳的一个原因，因为人们对改革的反应是放慢了消费。法国在青年就业合同上的冲突，加剧了该国的整体萎靡感。
        与其它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典人对他们的政策目标和用于达到目标的工具都非常清楚。他们寻求高水平的就业率和社会保障、低水平的工资差异、出色的公共服务，以及一个高福利国家。作为交换，他们接受较高的税收、严格的劳动力市场法规、财政盈余和保守的货币政策。
        为推行这些政策，历届政府对福利制度、养老金、预算以及劳动力市场进行了艰巨改革。他们还解除了对产品市场的管制以抑制通胀。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连贯的战略。
这与德国和法国毫无章法的全国经济思路形成对比。德国偏爱美国式的所得税与公司税和瑞典式的公共部门。德国的全国经济战略(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充满了这样的矛盾。法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则是由连串的一次性政治做秀组成。
        瑞典还得益于更倾向共识的政治文化。反改革人士与美式自由市场信徒的意识形态分界线远没有那么鲜明。作为瑞典反对派联盟一部分的中央党(Centre party)，也提议了一个与法国类似的青年就业合同，但该提议被认为会让政党失去选民支持，因此不会出现在9月大选的竞选宣言中。
        瑞典人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但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辩论更为温和。斯德哥尔摩街头发生反改革骚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决策者知道，他们必须小心地打好基础，建立起有效的联盟。
        因此，瑞典经济成功的原因不是出色的社会模式或更高明的宏观经济战略。关键不是瑞典所采用的政策，而是瑞典推行政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