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科学界爆发了一场很大的争议，把杨振宁、丘成桐等科学界大伽卷入了。
事情的起因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贻芳团队提出建造大型对撞机，并拿出了《初步概念设计报告》，据称预算1400亿元，中国需承担其中1100亿元。对这项计划，杨振宁教授并不看好，认为中国在现阶段不宜上大型对撞机项目。但世界知名数学家丘成桐却持赞成态度，并对杨振宁的立场很不理解。
应当说，这是一场有益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又各有各的理由。中国建不建大型对撞机，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好坏标准。如果中国不差钱，建若干个类似大型对撞机的大科学装置都不成问题，反正多多少少都会出一些科研成果，不算浪费。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财力、投入产出、时机等，相关讨论就非常有必要而且有意义了。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有好大喜功、喜欢关起门来成一统的文化倾向，公开探讨一下建不建大型对撞机，就更有必要。由于某些科研设施所费甚巨，西方国家往往组织国际合作，由各国政府均摊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比如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是由34个国家共同出资合作兴建的，现有运行在太空的国际空间站是由16个国家或地区组织参与建设并运行的。但中国喜欢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喜欢一家投资、一家收获。王贻芳团队提出建造大型对撞机项目，名曰多国分摊，其实还是中国大包大揽。又因为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要说服领导，预算就可以搞掂，这就更助长了中国人“独立自主”、好大喜功的性格弱点，强化了中国少数科学家贪功冒进的毛病。
近些年来中国大量引进“海归”，所给优惠条件多是专门拨款给他们建个实验室，结果中国大学、科研院所的实验室资源条块分割，缺乏统筹，利用率并不高。比如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近因一种基因编辑新技术而大红，据说当地已拨款2000多万元，正在为他新建一个实验室。人文社科方面的知名学者改换门庭，所开条件往往是要求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研究中心、研究院。还有一些科学工作者，总想国家在靠近他们的地方建座大科学装置。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的科学装置，往往就是这样建起来的。
虽然科学家可能有私心，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想干一番事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教授，是著名高能物理学家丁肇中的弟子，在高能粒子研究领域还是颇有造诣的。想有所突破，就得投巨资建一个大型对撞机，这也很容易理解。丘成桐站在他一边，也是基本纯科学的视角、科学进展的价值，觉得如果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将会推动高能物理向前取得重大进展。
杨振宁教授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他的研究领域也涉及粒子物理，但看待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有他独特的视角。我把他的反对意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美国曾经计划建大型对撞机，但因为预算不断增加，遭到纳税人和国会的反对，最后花了30亿美元弄了个“烂尾工程”；二是粒子物理能否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持续取得突破，大家都觉得说不准；三是中国并不富裕，很多领域急需花钱；四是投巨资建大型对撞机将挤压中国对生命科学、其他物理学领域的预算投入。
杨振宁教授反对中国现在建大型对撞机，既是基于他的专业知识，也是因为他跳脱了专业局限。杨振宁不会反对科学繁荣，也不会害怕中国在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进展。但杨振宁有一种浓郁的人本情怀和家国情怀，他的立场和态度基于他的“综合思维”，即从科学本身的需要与中国提供的现实可能性出发进行综合考量。鼓动中国政府建个世界第一的科学装置，取得一批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杨振宁大可能成为人类科学史的有功之人。正如丘成桐所言，杨振宁提出了粒子物理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假设，世界高能物理学的进展一直在证明杨振宁理论成果的伟大正确，则杨振宁何乐而不顺水推舟？
但杨振宁觉得，中国还有很多贫困人口和落后地区，中国政府应当将有限的预算向他们倾斜。从中国发展生产力出发，中国不得不在不同科研领域之间确定一个优先顺序。为一个科研项目投入过高，肯定会挤压其他科研领域的预算，从而损害中国科研投入的生产力转化效率。这是一种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显示了一名老科学家的情怀、良知和责任感。
今日之中国，立志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世界科研领域有所担当是完全应该的。事实上，在中国上大项目是很容易的，比如世界最大的水库和发电站、世界里最长程的高铁线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等，很容易就建起来了。在美国，探索宇宙、寻找粒子也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给不给预算，还得纳税人和国会学了算。而在中国，政府预算安排不受纳税人节制，领导拍脑袋就把一切定下来了。不要说投资1300亿元建座大型对撞机，就是投资几千亿元登月、登火星大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上这样的项目，即便对中国无益，也总能被说成是人类征服自然与宇宙的进展吧？
但在“人类”、“世界”的宏大叙事下，有谁考虑过中国数亿农村居民、低收入家庭的需求、立场与权利？中国从里约奥运会拿回了世界第三多的金牌，但国内数以亿计的人民却没有适当的体育场所与设施，只能选择在街头跳广场舞。杨振宁反对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就是要求中国在多种多样的需求、利益取舍中找到平衡，不要迷失在“科学”的宏大叙事中。加大科研投入，
这看起来是“政治正确”的，其实也不然，还得考虑中国国力所提供的财政可能性。杨振宁并不反对中国发展高能物能，关键是中国现在还远没有到一掷千金的时候，还得正视财力这个约束条件。将来可以，但现在不行。杨振宁是在为沉默的中国纳税人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