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时节，冰开得暖光，北京梅地亚中心附近的早樱已陆续盛开。3月10日上午10点，身着银灰色的西装、淡紫色的领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亮相北京梅地亚中心，他温文尔雅地微笑着向记者招手，开始了他当选央行行长后第一次全国两会记者会。

与易纲一同出席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

“过去一年，我们面临了多年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形势，外部有美联储持续加息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国内有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叠加，还有强化监管、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等‘几碰头’，导致社会信用收缩，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记者会开场，易纲没有回避过去一年央行面临的挑战，同时回顾了人民银行及时预调、主动作为的五大工作。他表示，央行不断在两难甚至多难的局面中寻求平衡。

这场持续了约90分钟的记者会，座无虚席。2019年货币政策是否会偏向宽松？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未来央行将如何管理外汇市场的波动？在贸易磋商中，中国是否就汇率问题作出让步？针对上述问题，央行行长、副行长一一作出了回应。

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与此前“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的表述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面对上述变化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将偏向宽松的疑问时，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非常内容丰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提中性，是更简洁。实际上，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还没有变。”

易纲称，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在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一致，这就是一个松紧适度的概念。另外，在结构上要更加优化，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记者会召开前一个小时，央行刚刚发布了2月信贷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2月末，M2余额186.74万亿元，同比增长8%；新增人民币信贷8858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7030亿元，存量205.68万亿元，同比增长10.1%。

对此，易纲回应称，在考虑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把货币信贷的数据拉长来看，要看许多数的加权平均，可以比较全面地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

中国民生银行(6.410, 0.01, 0.16%)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记者表示，在稳健货币政策下，M2、社融、新增信贷不同的月份是有波动的，观测指标要考虑到季节性因素。

温彬称，从前两月来看，社融、新增贷款总体较为平稳。同时，社融也开始回升，这符合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的要求。金融保持着对实体经济很强的支持力度。

易纲还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兼顾内外平衡，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所以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要以国内的经济形势为主来考虑，但同时要兼顾国际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中国外向型经济。

汇率由市场决定

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此次记者会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美经贸磋商是否就人民币汇率达成初步共识？保持汇率稳定是否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在贸易磋商中，中国是否就汇率问题作出让步？与会记者提出了上述疑问。

易纲坦言，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易纲表示，中美双方讨论了包括如何尊重对方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权、都应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原则、双方都应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包括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双方都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重要问题。

2019年3月6日，中国外汇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上发表文章称，一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改善了与市场的沟通，提高了透明度，并朝着灵活汇率的方向迈进。尽管中国央行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迄今为止的进展对中国和国际政策制定者都是好消息。

通过近年来汇率市场机制的不断形成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已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弹性的汇率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调节起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但同时，汇率稳定不代表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易纲表示，会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

2018年以来，汇率市场的弹性日益显著，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先升后贬再升的过程。目前人民币汇率已再次上升到6.70左右。

中信证券(23.670, -0.41, -1.70%)研究部总监、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稳汇率与汇率市场机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长期来看，汇率肯定要以市场为准，通过市场供需自发形成一个均衡机制，有弹性的识别汇率，汇率才能稳得住。相反，如果不是市场机制、汇率波动较大，反而会积累风险。

他分析称，影响汇率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供需问题，包括国际收支问题；二是外围市场走势，例如汇率美元指数、美联储加息进度等。

进一步降准、降息可期

2018年以来，央行共5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降准），总计3.5个百分点。易纲称，这保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是否会再次下调的问题，易纲强调，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必要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降准还有一定的空间，但空间相比起前几年较小。

易纲称，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即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

易纲表示，从国际比较而言，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总准备金率为12%左右）跟发达国家总准备金率差不多，且远低于日本。

“现在发达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比如，美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共有12%的水平，欧洲也是12%，日本更高，有20%多，这是他们总准备金率的水平。”易纲称。

对此，明明分析称，“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与过去几年相比，中国降准空间的确不大”。但他也表示，货币供给、降准只是一部分，更多的要靠MLF（中期借贷便利）、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进行供给调节。所以，降准未来可能会在频率、幅度上略有减少，但并不是说货币政策转向，“会更多地靠其他工具进行供给”。

而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要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市场“降息猜想”也成为另一焦点问题。

“央行会努力以改革促进实际利率降低。”易纲回应称，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小微及民企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较高，其贷款利率包括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解决贷款利率偏高的问题主要是解决风险溢价较高的问题。

易纲称，贷款不良率较高会表现在风险溢价上，解决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降低费率等措施，都可以降低实际交易成本，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明明表示，降低实际利率包括名义利率和通胀两个方面。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名义利率主要通过降低风险溢价；另一方面，如果通胀下降，比如PPI出现明显下降，代表内需不足，则应该降低政策利率。

“我们预计，今年第二季度会降息。”明明说。(杜川 王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