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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潮水里的硅谷年轻人:有的一夜暴富有的失落离场

2019年，对于硅谷科技圈的人来说，是转折的一年。

那些在过去五六年加入独角兽创业公司的年轻人终于尘埃落定，等到了公司上市，得到了一个结局。

而他们的“梦想”始于2012年。那一年2月，8岁的Facebook(198.39, 0.47, 0.24%)上市了。

随着上市钟声敲响，过千Facebook早期员工瞬间成为了拥有百万甚至千万美金的富翁。尽管财务自由的只有那数千人，但他们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却让整个硅谷的下一代工程师都醍醐灌顶，看到了希望。

“拼个几年，实现财务自由，35岁提早退休。”成了硅谷年轻人的财务自由教程。

于是，在过去几年，不少人决定效仿Facebook的前辈们，把青春倾注在明晃晃的“IPO梦”上，争相加入了“未来可期”的独角兽。

几年过去了，年轻人们在独角兽中奋斗着、熬着、加班着。终于2019年，已经多年没有好消息的硅谷，迎来了Facebook后一大波上市热潮——包括Uber、Lyft(47.5, -0.43, -0.90%)、Slack(20.71, -0.70, -3.27%) 等在内的近10家明星独角兽集体上市。

当这几年的经历尘埃落定，这群年轻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

有的人一夜暴富2000多万美金，获得财务自由，开始了一辈子环游世界的旅程；

有些人小富一笔，获得职场自由，从此工作等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完成了自己的职场跨越，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科技圈“大佬”。

但除了这1%的“人生巅峰”，大多数人的境遇都走到了完全相反的结局——拼尽全力，不但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反而只剩下“一把青春喂了狗”的失落。

01 “得意者”：一夜暴富、各种自由

“加入创业公司吧，保你财务自由的那种。 ”这是大多数2015年前加入Uber的早期员工所经历的一段过往。

其中一个有眼光的人，就是在年仅21岁时选择提前毕业加入Uber的翟葆光。等到Uber上市，才27岁的他，就获得一笔很可观的收益。

和那些运筹帷幄加入独角兽的年轻人不同，翟葆光选择Uber完全是个意外。

翟葆光用“还是个孩子”来形容2013年加入Uber的自己。读到大四的时候，因为曾经兼职过的科技媒体和Uber有交集，翟葆光比其他人更早知道了Uber要进中国的消息，决心加入这家幼年的公司。

拿着Uber给的一纸期权，他咬牙放弃了留学毕业后的OPT签证，从旧金山打包行李回到了从小成长的北京，成为了Uber在中国的第二名本土员工。而这时的Uber中国本土团队甚至还没有建立。

“我加入Uber的时候，丝毫没想过财务自由，甚至连期权是什么都弄不清楚。”翟葆光说。那个时候的他，敏锐地看到了Uber的潜力，但是并不理解它代表的个人财富上的含义。

前辈们有天很高兴地聊到Uber股票一拆十的消息，他还一头雾水问别人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是华尔街对Uber充满信心，担心一股价格过高，所以将一股拆做十股。

那时，Uber完成3.5亿美金C轮融资不久，估值仅30亿美金。全球范围内也只有300名员工。回看现在，Uber市值接近500亿，翟葆光手中的期权已经翻了接近17倍。

在Uber工作了五年后，去年翟葆光选择了离职。这五年为翟葆光积累下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尽管他不愿意向硅星人透露自己实际获得的期权数量，但27岁还远远没到30而立的他，已经获得了职场自由，不用再为了生活压力去“打工”，而是可以真正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年，他开始独立创业，主攻拉丁美洲手游和支付平台。

“Uber上市后大概有100-200个人财务自由。”翟葆光说。他认为他自己相对于那些真正财务自由的人来说只是小巫见大巫。在翟葆光眼里，他2010年就加入Uber的上司就属于极其幸运的那一波人。

“环游世界成为了他 LinkedIn页面的新状态。” 翟葆光告诉硅星人。他的这位上司作为Uber的前20号员工，在Uber上市后选择了离职。你可以看到他的Instagram——上两个月在南美，这两个月在非洲，暂时没有要回归职场的迹象。

据翟葆光粗略估计，这位上司的股票收益有大约2000万美金（约合1亿4000万人民币）。

“想靠Uber上市赚到足够多的钱，必须是2015年上半年之前加入Uber的。” 同样在2013年加入Uber的高级工程师张进（化名）也说。2015年，是Uber最后一段时间向员工发放期权，之后便只有受限股票（RSU）。

根据Uber内部其他员工估计，2013年入职的张进大约得到当时价值50-100万美金的期权。按照现在Uber的公开交易股价，过去五年的奋斗，张进已经获得含税超过800万美金的收入。

“他上周买了两辆保时捷。”他的一位同事透露，而且张进最近还常常和他们聊起房产信息。

位于旧金山的独角兽接连上市后，年轻的富翁们甚至把已经冷静了一年多的房市都搅起了水花。“旧金山的房地产市场从之前的转冷，到最近甚至开始有多个bid出价了。不过这种现象仅限于独角兽扎堆的旧金山市中心。”一位房屋中介表示。

同样在Uber上市后“大赚一笔”的还有比翟葆光加入晚不到一年的“人生赢家”邹嘉。相对于翟葆光加入Uber的“意外”，当时已经是Google高级工程师（SeniorEngineer）的邹嘉的选择则成熟的多。

2014年底，邹嘉加入Uber美国，成为了Uber总部最早的一批中国工程师。

“我加入的时候，Uber里的中国工程师也就不到10个。”邹嘉说。华人相对比较喜欢稳定和保守，在Uber早期已经300个工程师的时候，仅有1/30来自中国。

邹嘉加入Uber后，和其他三个中国工程师一起组成了Uber最早期的中国增长技术团队，和翟葆光所在的远在中国本土的运营团队隔着一个太平洋遥相呼应。

加入Uber很早的邹嘉也积累了不少财富。邹嘉加入时，Uber估值仅170亿美金。而现在，Uber的市值约500亿美金。

“如果我再早两个月，赶上30亿估值那一轮，就真彻底财务自由了。”邹嘉说。在他看来，加入创业公司后能否获得足够的财富回报，更多看的是所处的时间点和时代背景。

实际上，邹嘉差点就要成为和财务自由擦身而过的倒霉蛋。

摩拜单车来高价挖邹嘉走时，Uber还没有改变政策，要求员工必须在离职3个月内行权，否则期权作废。一时间，邹嘉很难筹措到如此大额的现金。但是当时求贤若渴的摩拜，对于愿意放弃Uber选择自己的人，还是颇为慷慨：据邹嘉透露，摩拜给自己借了一大笔现金来行权。

按照Uber每年拿到25%的股票来计算，邹嘉拿到了一半股票。和翟葆光一样，邹嘉同样拒绝透露自己获得的收益。但明眼人都知道，如果光行权金就价格不菲，那代表背后的收益会是一笔让普通硅谷人艳羡到不行的金额。

除了现金收益外，Uber还给了邹嘉一个完美的薪水跳板。因为Uber估值的上升，邹嘉作为雇员的收入也随之暴涨。当新雇主想要挖角的时候，邹嘉有了足够的底气去和接下来的雇主——摩拜单车和OYO在薪水上“讨价还价”。

邹嘉的“幸运”还不止于此。

据一位知情人介绍，当年摩拜单车早期员工的期权待遇大多很好。后来摩拜被美团收购，又赶上美团上市，这批从Uber跳槽摩拜单车的工程师们可以说实现了两次火箭式的财富积累。

翟葆光和邹嘉不是个例。在硅谷，伴随着这一波上市潮，硅谷诞生了近千名这样的“富翁”。

可以说，2015年底前加入独角兽并坚持至今的年轻人都或多或少完成了一次外人难以想象的财富积累。在硅谷这样房价、物价都居美国乃至世界前列的地方，这群年轻人的几年独角兽奋斗史，至少为他们带来了再也不用为钱操心的奋斗底气和舒适生活。

02 失落者：上错车，青春喂了“狗”

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加入独角兽的员工都有这种运气。事实上，大多数放弃大公司相对安逸稳定工作、加入独角兽的工程师们，并没有实现一夜转富的美梦，反而像是经历了一部情节跌宕的青春狗血剧。

“全公司2000名员工，得到足够财富回报，或者说有财务自由希望的也就几十个人。”Pinterest(18.21, 0.00, 0.00%)上市前半年才加入的王子余（化名）告诉硅星人，“公司整体都稍微有点‘颓’。”

2010年创立的Pinterest从2011年到2015年，共经历了7次融资，平均不到一年一次。伴随着每一次融资，Pinterest的估值不断滚雪球式的翻倍，而员工手里的干股和期权价值也随之疯狂增长。

在2015年，Pinterest完成了最后一轮融资，估值111亿美金。而后四年过去了，Pinterest并没有迎来新的一轮融资，也仍然没有给出合理的盈利模式，勉强上市的它，股价也表现低迷。

目前留在公司的90%的员工都是在最后一轮融资之后抱着上市梦加入的。而这些“发财梦”现如今都打了水漂。

“我入职时，股价21美金一股，而现在仅剩18美金一股。”王子余说。和入职时候相比，2015年后入职的员工，手中的干股不但没有升值翻倍，都反而缩水了。

看着Pinterest的股价下跌，他却一分钱也不能兑现。按Pinterest和王子余的合同看，他每年拿25%股票。所以半年后他才能解锁第一笔股票收入。

“如果股票继续下跌，我当初还不如选另一个Offer去大公司靠谱了。”王子余说。

不仅仅是Pinterest，财务自由的比例在规模更大的Uber反而更小。

Uber现在有两万名员工，财务自由或者说获得足够财富积累的人不足1%。翟葆光表示，大多数人都是晚于2015年加入Uber的，并没有赶上“能够财务自由”的末班车。

根据多条信源提供的信息来看，Uber在2015年初就停止向员工发放期权，而仅剩下受限股票（RSU）了。

事实上，大部分华人工程师选择加入的时候，Uber已经有了规模，不再发放期权，所以大多数华人工程师都完美错过了可以财务自由的机会。

2016年加入Uber的李来表示在他加入的时候，HR表示底薪比例会比Google这样的大公司低一点，但给他描绘了美好的图画——如果后面还会有很多次融资，他手上股票价值会不断翻倍。

那时Uber估值大约660亿美金，而后在2018年硅谷科技圈泡沫最盛的时期估值达到760亿美金，在筹划上市初期，甚至被华尔街的投行们给出了1200亿美金的估值。

可惜的是，一切美好的梦都停留在了上市前的虚假狂欢里。

2019年，Uber上市后股价一路下跌，从上市价格45美金已经跌落到29美金。公司的价值也应声跌落到480亿美金，比2015年还要低不少。

11月6日，经过漫长的180天解禁期，一开市，Uber员工就如同丢掉烫手山芋一样抛售了手里的股票，导致自家公司股价暴跌至25美金。

“熬了很多年，却有种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李来泄气地说。

雪上加霜的，是高额的税负。

股票下跌了，但是员工的税却是按照上市价格缴纳的。李来表示上市后股票都算做是今年的收入，大多数人需要缴纳37%的联邦税和12.3%的州税。光缴税，他就被扣除了好几十万。

而公司为了帮助员工对冲上市后的股价风险，往往会在上市时强制扣除（Withhold）员工一部分股票。根据福布斯的报道，Lyft强制扣除42%，Pinterest则强制扣除48%（也有员工表示是25%-37%，员工可以自主选择扣除比例）。

除了缴纳税费，一些早期员工还要自掏腰包行权。

“公司内部很多人都是借钱行权。”李来说手持期权的员工需要在上市后先用现金购买下来期权，也就是行权，然后才能选择持有或者抛售股票。

按照Uber早期的政策，员工需要在离职三个月内按照期权价格购买下来手上的期权，否则离职后全部作废。

“很多年轻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行权。离职时，有些人放弃了非常大一部分期权。另外一些人，因为这个政策被迫长久呆在Uber。”李来表示。

后来因为Uber内部修改了这个政策，改成离职后7年都可以完成行权。修改完虽然对后来人更友好，却让那些政策修改前离职的早期员工和成为千万富翁擦肩而过。不过，就算成功行权，硅谷也出现过因为股票一路下跌，员工行权后破产的案例。

“上市之前，每次All-hands员工大会都会有早期员工催促CEO询问公司的上市计划和时间。”李来对公司起大早赶晚集，导致遭遇寒冬股价暴跌颇有不满。

可以说，无论是2015年夏天过后加入Pinterest还是加入Uber，如果单纯只追求财务自由，实际上可能“走错了路”。然而，股价再差，能上市总归算是一个光明的结局。那些没有上市反而丑闻缠身的公司，显然更糟糕。

比如Magic Leap。“家里Magic Leap的干股还以为今年能随着这波独角兽上市兑现，现在看来几乎就是彻底成了废纸。”一位曾经在Magic Leap工作三年的华人工程师表示。

他们现在只能靠着 “还好当初没选WeWork”来自我安慰了。

2010年成立，拥有15000名员工的WeWork在今年年初递交了招股书，当时有望通过IPO打破600亿美金大关。在内部员工纷纷准备好“一夜暴富”庆祝一下的时候，CEO的丑闻被公布于众，上市梦碎，招股书撤回。公司估值一夜跌剩12%，回到75亿美元估值。

而后，这些富翁梦还没来得及醒的工程师还要面临大裁员。这样跌宕起伏的情节，好莱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那些加入WeWork可以说真的是青春喂了狗。”王子余开玩笑说。

经历了这次上市，他总结出一条规律——上市并不能为工程师带来财务自由，而能带来财务自由的其实是公司潜力本身带来的股价上涨。而让他幡然醒悟的是和他所在的团队经常打交道的Shopify。

“跨公司开会的时候，你能感受到Shopify员工脸上那种得意和快乐。”他说。Shopify的股价在过去两年中翻了近8.5倍。这样的运气根本不需要经历一次惊心动魄的上市。

“还不如去已经上市的大公司”这样的论调也得到了“加入Uber晚了”的李来的认可。

“在创业公司工作，你要承担也许这家公司拖着很多年不上市、上不了市、上市后表现不好，甚至是关门大吉的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加入创业公司的人图的明显不是薪水，而是更高的回报。”李来说。

另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在于，创业公司员工的收入大部分等于底薪。在硅谷目前这种股票占收入一半的情况下，干着比别人多的活儿，拿着别人一半收入的状况多少会影响生活质量。

“尤其有些工程师需要一个人承担全家三四口开销的情况下，去创业公司看起来像是一场豪赌。”他说。

在2015年前的科技创业浪潮下，小公司增长很快，一年估值翻三倍也不算难事。而2016年后，美国进入超级牛市，尤其是科技股受到青睐，科技巨头们乘上这辆车，迎来了上一轮危机后的最大涨幅。

如果回看过去三年，Google、亚马逊(1790.66, 21.45, 1.21%)、微软(154.69, -0.84, -0.54%)这样的科技巨头股价都至少翻了个倍。

而同时，还未上市的独角兽们却完美错过了这波股市暴涨。而等到硅谷2018年后出现的“寒冬”，创业公司纷纷出现了融资和估值都处于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状态。

折腾几年下来，选择大厂和创业公司的收益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2015年底为界，后期加入独角兽的员工收益大多反而不如大厂。用青春滴灌独角兽梦想的年轻人回头看，才发现那条相对平坦的道路更容易实现财富增长。

“当初我选择放弃Lyft的Offer选择加入更加平稳的微软，单是当年每年十万股票，现在就已经翻了3倍了。”一位微软高级工程师透露。在硅谷，包裹是否够大在过去几年很大程度上是在比较股票收益。

反观当时Lyft的Offer，在他看来，就有点“惨不忍睹”了。这位工程师回忆当时四年价值80万美金的股票Offer，减去公司抵抗风险扣除的42%以及按照联邦和加州州税共缴纳49.3%等等条件，最终按解禁当日约合40美金一股来计算，每年仅到手8万多美金，远不如背靠微软这棵大树来得稳妥和精明。

“这就好比上错了车。意识到也晚了。”李来说在创业公司拼命几年，回头看竟然不如大公司里踏踏实实地坐等股票上涨收益更高。

“当年Facebook为硅谷带来了很多年轻暴富的案例。这让很多人都看到希望，认为这班车错过了还有下一班车可以赶。人们觉得在硅谷，火箭式财务自由能够一直发生。”翟葆光说。

但很可能，漫漫长河中只有一个Facebook。

尽管人们早期认为Uber、Airbnb都会成为下一个Facebook，但事实上截止目前，这些预想都成了年轻人的空想。不少人手中的纸面财富可能永远停留在纸面财富了。

Uber无法复制Facebook当年的胜景。邹嘉断言。

“时代不一样，两者的商业模式更是天差地别。”邹嘉表示Uber这一轮公司大多商业模式上就无法和Facebook相比，模式比较窄，潜力自然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和Facebook年代人人都可以财务自由相比，这一轮独角兽上市后能财务自由的人明显更依靠去得早带来的时间红利，数量上也少了非常多。

03 加入独角兽，看到世界之巅

话说回来，如果单纯拿金钱收益去衡量加入独角兽带来的影响，对很多年轻人的真实经历来说，就过于浅薄了。

实际上，早期加入独角兽，和独角兽一起成长的年轻人获得的更多的是职场机会和阅历。对于他们来说，那几年工作经历，大多都是一场青春奋斗励志剧。

当很多21岁的大四学生还在四处找一个能够端茶倒水、给团队做些边角料支持的实习工作时，翟葆光已经开始负责Uber在中国多个城市的落地，经历了整个团队从零到一的创建。甚至可以说，他用两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20年才能走完的职场历程和成长。

而现在，28岁的翟葆光甚至已经开始后顾无忧的创业，做起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哪怕在他看来，离财务自由还有一段路要走，但至少，相对比大多数20多岁的年轻人，他获得了人人所羡慕的职场选择自由。

而放手经历了三个独角兽的邹嘉更是在短短五年间不断获得和Uber创始人Travis Kalanick、美团创始人王兴等人交流的成长机会，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工程师到带领700人团队的CTO的职场跨越。这些经历，是在Google 、微软和Facebook这样的硅谷大厂里做了五年“螺丝钉”的工程师们所无法企及的。

而这样的职场选择自由和打破天花板的机会，是这些年轻人“生拼”出来的。

“在独角兽的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在激情创业。”翟葆光表示。他刚入职Uber的2013年底，Uber的中国团队还没有成型，自己连续两个月每天都去公司一直工作。“生活和工作丝毫没有界限。”他说。那个时候运营团队是要求随时在线维持秩序的。

翟葆光还是Uber位于北京的社群经理，后来一路摸索为Uber一口气开创北京、深圳等四个城市的市场。而最早，在Uber还没有真正的中国公关经理的时候，他还暂时担当过一段时间中国早期公关的角色。很多发在媒体上的稿件都是他写完然后找媒体发布的。

“每开拓一个新的城市我就自己一个人要随时on call。基于这种工作强度，早期只有25-30岁能拼的年轻人做Uber运营。”他说。在他加入一年后，2014年底，Uber在中国才有了前50名员工。

而此时，Uber才有了邹嘉所在的位于硅谷总部的China Growth（中国增长）团队，在美国支持中国团队的技术需求。

“因为和中国团队跨国沟通有时差，经常是白天在公司上班，夜里远程开会。每周最少工作100个小时。加入前一年半的时间每天都在工作，包括周末。”作为中国增长团队前四名员工的邹嘉表示。

邹嘉回忆在Uber和滴滴合并并撤出中国市场前，这个团队达到了最大规模，有大约100个中国工程师、设计师和产品经理，翟葆光所在的Uber中国本土团队则增长到600人。

而后，合并发生，翟葆光回到了Uber美国总部，写了一本名为《Uber中国1000天》的书，和邹嘉一起转去支援Uber东南亚市场了。

对于翟葆光和邹嘉等华人早期员工来说，这1000天从无到有创造一个新“王国”的经历，是Uber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记忆和经验。

“这是在大公司工作不可能拥有的经历。”翟葆光说。早期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有着“老革命”一般的自豪感。

邹嘉也表示赞同，“加入Uber的每一天，都非常热血。” 他从Google担任三年资深工程师离职后，到Uber不久，就成了经理，带上了一个20个人的技术团队。

这种生活留给邹嘉的印象并不是累和崩溃，而是鸡血和激情。在他看来，如果不能享受这种热血，单纯为了钱而加入独角兽，是很难坚持的。

“到了Uber，我才知道世界的顶峰在哪里，以及人可以有多牛。”邹嘉说。如果没有早期加入Uber，他不可能想象他和Travis这样的人会有交集。邹嘉把Travis这种极为成功的创业者比做哲学家——他们思维深度比平常人高很多，能让周围的人学到非常多东西。

在Uber的两年半里，邹嘉和Travis 有过十几次“一对一”的谈话机会。而Travis也在小范围和包括邹嘉在内几个成员一起开过十几次小型会议。

“我们聊过商业层面的分解，以及交换过对中国市场的看法。”邹嘉说。潜移默化地，他开始和世界上最牛的人学子怎样思考和分解问题。

这给了他巨大的启发。邹嘉说，夸张一点说，Travis在Uber甚至成为了他职场的Mentor（导师）。这种机会，很多人在大公司工作一辈子也不会遇到。

“有些东西的确可以自己去摸索，但如果有一个比你强很多的人给你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邹嘉说。并不是每个Uber员工都有这样的机会。在他看来，他享受了早期加入的时间红利，也占上了Uber看中中国市场的机遇。

邹嘉说在自己和Travis还挺熟的，就算是现在见面，Travis应该也能认出他。“他会在Facebook页面留言祝我生日快乐。在辞职前，我们就One-on-One过三次。”

和Travis的接触，中国本土团队也有着自己的记忆。看重中国市场的Travis常常来中国出差，而翟葆光就不止一次担任过他的“跟班”——一起打车去酒店，一起吃饭。在二十出头的翟葆光眼里，Travis像是个创业大神。

这样热血、激情的工作经历不但让Uber中国成为了中国科技圈一段重要的历史，也彻底改变了很多参与其中的工程师的人生轨迹。

“知道世界有多大，你就很难回去了。”邹嘉说。2017年，入职两年半的邹嘉决定离开Uber，加入更早期、规模更小的摩拜单车。

“我能加入摩拜也是Uber工作带来的机会。”邹嘉表示摩拜的CEO王晓峰之前也在Uber工作，负责整个上海市场。因为两个人之前工作上有过交集，而邹嘉的名声不错，所以让他得到王晓峰的垂青，被邀请加入摩拜单车来带技术团队。

实际上，邹嘉加入时，摩拜还非常小，机制还没健全，甚至没来得及给一个明确的职位。刚加入摩拜的时候，邹嘉带领的团队仅仅10个人，整个摩拜也只有35个工程师。而离开时，邹嘉已经成为手下有400名工程师的副总裁。可以说，邹嘉在摩拜组建工程师团队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摩拜，也成了邹嘉打破职场天花板的重要一战。

“我的个性就很鸡血，在Google那么一个没什么人加班的地方我也每天加班。我愿意帮所有人解决问题。”邹嘉说。他喜欢冒险，喜欢热血的状态，非常适合创业公司。

一位同事也在采访时表示，邹嘉就有这样的“个人魅力”，“他非常爱帮助周围同事，也爱思考商业模式，不是那种一味单打独斗埋头苦干的人。个性很适合创业公司，是个很难被忽视的人。”

虽然后期摩拜单车被出售给美团，但仍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成功的创业案例。在摩拜被收购的时候，邹嘉也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第二个“巨人”——王兴。

在美团、摩拜收购案公布后，王兴和带领技术团队的邹嘉有过5、6次深入的私人对话。每次对话都大约1、2个小时。

通过这个对话，王兴希望邹嘉额外多留下几个月，来帮助摩拜完成收购过渡。对邹嘉来说，能够再次和“巨人”对话学习的机会，是他思维模型的第二次升级。

“如果不加入创业公司，就没有这种机会。”邹嘉说。

告别摩拜后，邹嘉仍然没有回到大公司，而是加入了另外一家新崛起的共享经济创业公司OYO，担任OYO中国的CTO。

邹嘉坦言虽然现在不需要每周工作一百多个小时，但需要解决业务和商业模式问题，扛起商业业绩，所以压力大得多。目前，邹嘉在OYO带的团队已经超过700个人。

在采访的最后，硅星人问邹嘉：“当初在Google担任普通工程师的时候，会想到你有今天的高度吗？”

“我想过，但回头看当时真的就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种期待实际上是错误的。回头看起来，我的‘狗屎运’走的太好了。”他说。

04 是运气，还是勇气？

走了“狗屎运”的Uber早期华人员工并不只邹嘉和翟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