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开局之年将GDP增长目标设为“6%以上”，昭示发展仍是重要命题，也为下一个五年经济增长设定基准“航速”。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未提出GDP增长具体目标，今年为何重设GDP增长目标？这首先是基于经济恢复情况作出的适当调整。

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等不确定因素挑战的形势下，不提出GDP增长目标是务实的考虑。但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依然实现了2.3%的增长，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复苏的势头。一年多以来经济运行的状况表明，中国有能力统筹好防疫和经济发展。

去年不设GDP增长是务实判断、因时而变，今年重新设定GDP预期增长目标，同样也是基于务实判断。而在经济实现V型反转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化解不确定性风险的经验，为重新设定GDP增长目标提供了信心和底气。

将GDP增长目标设定为6%以上，既显示了信心，更显示了沉稳。中国经济同比增速为2.3%，考虑到去年经济基数较低，今年只要经济正常运行，经济增速就将大幅度反弹。事实上，国际机构普遍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以上。

假如沉湎于统计学意义上的高增长，有可能产生两个负面作用。一方面，是坚持现在的增长模式，放松了深化改革、加快科技创新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步伐，迟滞了高质量发展的进度。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要素资源不合理配置，把应该用到创新、用到战略性行业的资金，花在了其他地方。

所以，设定“6%以上”这样的预期增长目标，也是一种提醒、一种导向：追求产业升级、追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命题不能改变。

在今年设定的GDP增长目标里，还有两个字值得注意，就是6%“以上”。这实际上是再次划定了经济合理运行的区间。换言之，6%可以视为下限，只要经济增速在6%以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不会出现剧烈调整。这有助于稳定市场的预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如果横向比，就可以发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眼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无限刺激的政策，以应对疫情和经济下滑。货币超发已然产生种种影响，例如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通过再次明确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以明确政策的可预期性，有助于中国面对新的不确定性时保持先手、保持主动权。

还要看到，今年设定GDP增长目标，有着特殊意义。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对于今年经济预期目标的设定，不仅要考虑今年的情况，也要统筹预判今后几年的发展情况。这也是每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经济预期目标的“附加职能”。

在这个开局之年设定GDP增长目标，昭示了发展依然是重要的命题，同时，也为“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设定了一个基准“航速”。既然是“航速”，就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指标，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候可以快一些，有时候可以慢一些，但设定“航速”最关键的作用，是强调要保持好增长的平稳性和政策的可衔接性。

需要强调的是，新设定的GDP增长目标，其内涵已与以往不同。新的GDP增长目标更具有务实性、导向性，而不是刚性地追求速度。而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目标是与其他预期目标并列表述的。排在GDP预期增长目标后面的，是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民生相关指标。这表明了，GDP增长的目的是为实现民生指标创造条件。

总之，因时而变、不沉湎于统计学意义上的高增长、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争取先手，为今后几年的平稳增长设定基准速度，以民生福祉为目标，这些就是今年设定GDP增长目标的内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