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联播8月12日北京讯（吉子祥 江霞 彭飞）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扣押、超期查封、强拆“躲猫猫”及顶格处罚等乱象，在今日迎来最高司法权威的精准回击。

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发布第一批涉企行政强制典型案例，直指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程序违法、超期扣押、主体不明及过罚失当等突出问题。此次精选的5个案例，是今年3月全国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全面推开后的首次司法回应。

在辽宁锦州的一起强拆案中，太和区政府组织实施绕城公路建设项目时，某绿化公司通过竞拍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被强制拆除。区政府虽拒不承认实施强拆，但法院依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等证据锁定其责任，确认强拆行为违法。

最高法指出，此类案件中行政机关“躲猫猫”现象频发，导致企业“欲诉无门”。为此专门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强拆主体不明时，法院可以现有证据初步证明实施机关为被告，切实打通企业维权通道。

刀刃向内，最高法曝光行政执法沉疴

今日发布的5个案例覆盖扣押财物、强制拆除、非诉执行三类涉企高发争议，是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案件中精选的首批典型。包含2个行政强制措施、2个行政强制执行和1个非诉行政强制案例，未来还将发布第二批5个案例。

案件背后是触目惊心的执法乱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以“未备案”为由扣押某漂流公司5只漂流船，扣押近三年之久未归还；浙江温州鹿城区市监局扣押船舶后，船主携带所有权证书赶到现场却被拒收材料。

这些案件折射出当前涉企执法的四大痛点：强制措施滥用、扣押财物超期、强拆主体推诿、处罚幅度失衡。数据显示，2022至2024年间全国法院受理涉企行政强制一审案件已占全部一审行政案件的8%。

今年3月，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推开。最高法在通知中明确要求，加大对涉企行政强制等重点领域案件的司法审查力度，以司法利剑倒逼执法规范。

企业维权破局，5案解剖执法病灶

扣押设备超期三年，司法判决重拳纠错  

2019年8月，黑龙江碾子山区文体局以某漂流公司未办理漂流项目备案为由，扣押5只漂流船。直至2022年4月仍未返还，导致企业长期停业。

法院审理发现，该省条例从未授权对未备案企业采取扣押措施。依据《行政强制法》，扣押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天，而文体局未制作扣押决定书、超期近三年。最终判决赔偿企业损失，打破“一扣了之”的执法惯性。

24万元船期损失，程序违法付出代价  

2023年6月，温州鹿城区市监局以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成品油为由扣押船舶。当船舶所有人包某携带所有权证书赶到现场时，执法人员竟拒收材料。

宁波海事法院认定，行政机关未保障陈述申辩权、未尽调查义务：既未核实船舶信息，又草率发布无主财产公告。尽管70天后解除扣押，但船舶停运损失已无法挽回。法院判赔24万元船期损失，昭示程序正义的刚性价值。

强拆主体“躲猫猫”，证据链条锁定适格被告  

锦州太和区政府在绕城公路项目中，向原土地权利人利某海绵厂发出征收决定，但实际使用者某绿化公司未获补偿。当涉案房屋被强拆后，区政府矢口否认实施行为。

法院根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限期拆除通知》等文书形成的证据链，依据最高法关于确定行政被告的司法解释，锁定区政府为适格被告。强拆未经法院强制执行程序被确认违法，堵住行政机关推责漏洞。

顶格罚款2万元，过罚失衡遭司法否决  

山西襄汾县人社局发现某装饰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8.5万元后，发出责令改正决定书。七日期限届满时，企业虽未付清但积极筹款，在工作人员见证下于第15日完成支付。

然而县人社局仍按《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顶格处罚2万元。法院认为，在欠薪已清偿情况下，顶格处罚显失公平，不符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守住过罚相当的法治底线。

司法标杆，划定行政强制边界

此次案例覆盖旅游、能源、绿化、通信、装饰五大民生行业，涉诉机关从地方政府到市场监管、人社等十余个部门。最高法通过判例确立四大执法准则：

- 强制法定原则：无法律依据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 期限刚性原则：扣押不得超过法定期限，情况复杂的最长不超60日；  

- 主体担责原则：强拆主体不明时，征收主体承担法律责任；  

- 过罚相当原则：行政处罚需考量违法行为性质及悔改表现。

在辽宁强拆案中，法院引用最高法《关于正确确定强制拆除行政诉讼案件被告及起诉期限的批复》，确立强拆主体推定规则，破解企业维权无门的困境。

对于行政执法中普遍存在的“久扣不决”现象，最高法在案例评析中特别警示：行政强制措施作为暂时性控制手段，不宜久扣不决，否则将导致行政强制变相成为行政处罚。

司法监督，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

“这些案例集中体现人民法院监督纠正违法行政强制行为的坚强决心。”最高法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司法审查推动行政机关补强执法薄弱环节，正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

在涉企强制案件审理中，法院既要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又要坚决纠治违法查封、扣押、冻结等行为。此次发布的案例中，司法机关通过精细化的损失核算，如结合船只承载量、企业年收入等参数确定赔偿标准，既避免企业“狮子大开口”，也防止行政机关逃避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指出：最高法通过个案裁判确立的规则，正在倒逼执法机关完成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特别是对非强制手段优先原则的重申，要求行政机关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达到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

随着第二批典型案例即将发布，涉企行政强制的司法审查标准正逐步统一。在今日通报的山西欠薪处罚案中，法院对行政机关顶格罚款的否决，彰显了“过罚相当”的法治精神；而温州船舶扣押案确立的“久扣不决违法”规则，为全国行政执法划出清晰红线。

这些案例背后，是2019年至今全国8%的涉企行政争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在案例导言中写下的这句话，预示着司法监督的常态化：“当市场主体财产权与其他合法权益遭受行政强制侵害时，司法裁判的立场必须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