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反思，一些地方是否存在将精神鉴定行政化、去专业化的倾向，背后则有权力对公民人身侵害的便利和肆意。
这俨然是笔糊涂账。据媒体报道，十年间，山东新泰泉沟镇人徐学玲被动经历了从被鉴定为有精神病、强制收治到被认定“无精神病表现”。同样是关于精神鉴定，几份不同的结论“恰好”暗合当地信访管控的客观需要，需要将上访者以精神病收治时，她就是精神病人，需要诉诸刑罚时，作为量刑障碍的精神病鉴定也随之被推翻。
精神鉴定成为一种随意拿捏、屡试不爽的治理上访者的手段，并非个案的臆断。2008年12月，《新京报》刊发报道《上访者的“精神病院”》，调查显示山东多位访民被鉴定有精神病，并被送入精神病院进行治疗，而此次“精神病怪圈”新闻的主人公徐学玲当时也是报道的对象之一。2015年5月，仍然在为自己“被精神病”的遭遇坚持上访的徐学玲，面临寻衅滋事的刑事追责，所涉事由也与其上访有关。据称其在“非正常上访”过程中共拿到来自泉沟镇政府37700元现金，系“强拿硬要公私财物”，犯寻衅滋事罪，也就在这一诉诸刑罚的过程中，两次被鉴定为有精神病的徐学玲，“无精神病表现”了。
反复上访，甚至在前次的信访事由消失之后，上访过程中新产生的不公正对待成为接力的信访事由，这在类似的信访积案中并非第一次出现，信访过程中的恶性循环和怨念累加，本身就考验着地方信访与稳控应对的能力、理念与智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信访制度改革提出要求，除了涉诉涉法信访的分流与终结机制外，还包括取消信访排名等具体化措施。信访排名的存在，便是导致基层信访受制于“拦卡堵截”等排名考核、不断催生出新信访纠纷的原因之一。
公民信访与精神病收治，原本并不搭界的两个领域，却在现实中诡异嫁接，徐学玲的遭遇，不少细节令人唏嘘。常年上访者的精神状况，如果仅是心理学探讨，可能有专业的分析框架，常年纠结于一桩久未解决的旧事(往往也是小事)，原因追索可以归咎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而上访者自己的心理状况，或许也需要专业干预。但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可以用精神病收治的方式对待上访者。不少案例中，精神病患的限制收治成为继劳动教养之后，对上访者更方便的人身控制手段，短期的人身控制有“黑监狱”，长期的自由剥夺则可能就是精神病收治。
看徐学玲两次被鉴定为有精神病的过程，鉴定依据多来自信访干部的笔录，信访主导、发起的精神鉴定过程，对上访者而言，不仅缺少权利救济与程序平衡，甚至连最基本的亲属告知都无法做到。《精神卫生法》第27条规定，“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第28条列出的有权将公民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的主体，应该是近亲属，对查找不到亲属的流浪人员，主体才加了民政部门，只有“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时，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才被列入。信访部门在其中的角色，并无法定授权，按照“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要求，因信访而生的精神鉴定本身，难免有合法性疑问。
更为诡异的是，精神病鉴定的彼长此消，伴随的是对上访者人身控制、刑事处罚的措施变化。应急式的人身控制，精神鉴定屡试不爽，包括用此前稳控经费安抚的上访者，之后又被以“敲诈政府”的罪名追究，徐学玲案也不是第一例。有必要反思，一些地方是否存在将精神鉴定行政化、去专业化的倾向，背后则有权力对公民人身侵害的便利和肆意。要警惕在一项旧制度革除之后，一些部门在现存的制度设计中寻找替代品的现象。劳教废止，非经司法裁量而长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其他措施可能依然存在，信访困局之下的精神病收治乱象，便是其中一例。
来源：南方都市报
